国学研究文库：普遍征兵制与车乘编制演变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国”、“野”普遍征兵制与车乘编制演变春秋前期各国仍保持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当时列国军队的兵员来源主要是“国人”。这说明由“国人”征兵制向普遍征兵制的过渡已成为必须。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各国先后废除了“国人”才能当兵的特权，扩大了征兵范围，实行普遍征兵制。车步混合编制及其变化。

第一节　“国”、“野”普遍征兵制与车乘编制演变

春秋前期各国仍保持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当时列国军队的兵员来源主要是“国人”。他们平时“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积极备战，交纳军赋；战事发生，就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权利与义务。但这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自春秋中叶起，“国人征兵制”开始向“国人”、“庶人”（“野人”）共同参与的普遍征兵制方向过渡。

这一变化是当时大规模扩军引起的直接后果。以晋国为例，晋在公元前677年还只有一军；公元前661年，“作二军”；公元前632年，“作三军”；公元前629年，“作五军”；公元前588年，“作六军”。89年间，军队竟扩大6倍。其他如郑、宋等二等国的军力也随之攀升。这样的扩军速度使各国均感兵源匮乏，于是不能不设法在“庶人”阶层的身上打主意，以寻求兵源问题的解决。这说明由“国人”征兵制向普遍征兵制的过渡已成为必须。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人口增殖迅速，居民点密集，“国”、“野”之间有了较多的交往与渗透，两者的界线已不太分明，特别是大量自耕农的出现更是提高了“庶人”的身份地位。这说明在当时由“国人”征兵制向普遍征兵制的过渡也已有了可能。

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各国先后废除了“国人”才能当兵的特权，扩大了征兵范围，实行普遍征兵制。公元前645年，晋国首先“作州兵”⁽¹⁾，把征兵范围从“三郊”扩大到“三遂”（野）⁽²⁾，鲁、郑等国也纷纷效法，打破了“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如鲁国在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郑国在鲁昭公四年“作丘赋”，把“国人”服兵役的权利给予“野人”，同时把“国人”承担的军赋义务也加到“野人”的身上。

“国”、“野”普遍征兵制的实行不但扩大了军队规模，也改变了车兵与步兵的比例，使军队编制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乘从30人制变为75人制，使步兵在兵员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增大，从而带来了军事上的一系列新的特点，即战车在车战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由步兵作战取而代之，为战国时期四大兵种协同作战，步骑作战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开辟了道路。而“庶人”阶层在取得了当兵的权力后，又转而促使其社会地位获得提高，最后导致“国”、“野”界限趋于彻底的泯灭。在当时，步兵中不仅有庶人、手工业者、商人，还有人臣、隶、圉各色奴仆，立了军功，庶人可以晋升甲士，奴仆可以获得自由⁽³⁾，这又进一步打破了甲士的限制，提高了步兵的地位。

春秋时期军队编制相当复杂，按性质区分，可以有三种分类：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协调兵种合成的车步混合编制以及用于实践的临时战斗编成。由于春秋时期兵役、训练等制度处于不断调整、发展之中，因而，当时的军队编制亦非一成不变，而经常有所变化。

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春秋时大多数诸侯国大体上执行《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说的“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制。其中“军”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最高建制单位。在“伍”至“军”六级编制中，逐级相辖，层层递进，最终构成了“万人”左右的最大战役集团———“军”。

晋国的军队编制代表了当时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它分别拥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单位⁽⁴⁾，与《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载军队编制系统相一致。

各国军队编制有所不同，如齐国实行的是“军、旅、卒、小戎、伍”五级编制，分别辖有万人、两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又如吴国，以现在文献考察，其军队编制似乎只有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旅”为千人，“十行为一嬖大夫”；“军”为万人，“十旌为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这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亦有间接反映，“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等等，即透露了这方面的相关信息。(www.chuimin.cn)

车步混合编制及其变化。“乘”是春秋时期车战占主导形态下的最核心的基本编制单位，属于车兵与步兵两大主力兵种混合编组的基本形式，体现了车步协同作战条件下军事编制的主要属性和根本要求。从这层意义上说，“乘”是服务于实战的军事编制，而前述“军、师、旅、卒、两、伍”则是平时军队内部隶属关系的编制安排。

在“乘”这一级编制之中，战车居于中心位置，车兵与步兵的配置都围绕它而展开，每乘战车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甲士与步兵，以隶属系统而言，它相当于《周礼》六级编制中的“卒”。在春秋前中期，“乘”的兵力配备与西周的编制相同，即实行“三十人制”，每辆战车配有甲士十人，步兵二十人。甲士十人中有三人居战车上，分任御者、车左、车右，另七人配置于战车左右两翼。

步卒二十人中战斗人员十五人，另五人为后勤保障人员。⁽⁵⁾

春秋后期，“乘”的编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随着军赋征收标准的改变，每乘三十人制开始向每乘七十五人制过渡，“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⁶⁾。每乘甲士减为三人，即战车上的御者和车左、车右，而步兵数则激增到七十二人。一乘的兵力相当于三个“两”（十五个“伍”）的编制，加上附属的“守车”（辎重车）上的后勤补给人员二十五人，计一百人。是为四个“两”，也即一个“卒”。依《周礼•夏官•大司马》所示“五进位制”，则一军当有兵车一百二十五乘，甲士与步卒之数合计一万二千五百人。

春秋时期的步兵编制，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大致情况是，最基本编制单位为“伍”，“伍”以上相对固定的组合有“两”、“卒”。当时最大的编制单位当是“行”。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作三行以御狄”，到了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更作五军以御敌，罢去三行，改置上下新军。可知“行”的兵力规模当略小于“军”而稍大于“师”，大约在七八千人。

战车与步兵的战斗编成。春秋时期各国的步兵与车兵还有形式不一的战斗编成，它们具有临战排阵编组的性质，往往是战场指挥员应敌变化、随机处宜的产物。

“偏”与“两”是战车战斗编成的主要形式，每“两”由数量不等的“乘”组成，并分为两“偏”，一般多称为“左偏”、“右偏”。根据实战的需要，“偏”、“两”的兵车数可随时作出调整。故文献上有大偏、小偏之分。据《司马法》佚文记载，当时有以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或二十五乘为偏，五十乘为两（或为卒），八十一乘为专，一百二十五乘为伍等不同的战斗编组形式。⁽⁷⁾。

步兵的战斗编成仅见于《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魏舒“毁车以为行”后，步兵的具体战斗编组是“为五陈（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并在此基础上，组合为一个统一的作战整体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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