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文库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军阵进步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节军阵的进步阵，同“陈”，原义是指战车的步兵的排列，也就是军队的战斗队形。其特点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

第六节　军阵的进步

阵，同“陈”，原义是指战车的步兵的排列，也就是军队的战斗队形。春秋时期的各种大的军事行动无不与阵联系在一起。所以要知道当时战术的发展，不能不考察当时军阵的有关情况。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一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³⁸⁾。这种一定的排列与布置，就是一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和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兵、步兵的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切的另一方”⁽³⁹⁾。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队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勇敢者或怯懦者都不能独立前进或后退，它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总之，严整而适当的队形是发挥军队整体战斗力、实现指挥意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军事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布置和运用，提倡“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当时的“军阵”日趋进步，表现为“军阵”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实战效益突出，遂成为古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一，从军阵的基本形式看，春秋时期的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基本上都采用“三阵”或“五阵”。所谓“三阵”，是指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队相配置的宽正面横向阵形，一般以中军为主力，以两翼相配合。葛之战中，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⁴⁰⁾就是一种典型的“三阵”。其他，像《左传•文公十年》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盂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晋国原轸、郤溱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势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晚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方阵，越王句践在破吴笠泽之战中“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⁴¹⁾，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谓有“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这在春秋期间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最早它当是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名曰“荆尸之阵”，“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为结构的“五阵”。

据现存史料分析，“五阵”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流行，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军队形，而并非作战阵形。它在春秋后期的发展，主要与步兵的重新崛起有关。魏舒毁车以为行，大败无终戎及群狄于太原，其采取的步兵军阵就是“五阵”：“为五陈（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⁴²⁾这可以说是“五阵”实际应用于作战的重要标志，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军阵”，有一个从“三阵”独盛到“三阵”、“五阵”并行的演变过程，而它又与步战、车战的递嬗相同步。如魏舒“五阵”的特点就是将甲士与步卒混合组编成五个方阵，按前拒和前、后、左、右五个方位配置，组成了第一个独立的步兵大方阵。它有较大的纵深，各方阵之间易于实行兵力机动，可互相掩护。“五阵”不仅适用于步兵作战，而且由于春秋后期战车实行七十五人制，隶属步兵大增，所以“五阵”这种大纵深的疏散配置也便于战车部队展开，可充分发挥兵器威力，并提高了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

除“三阵”和“五阵”以外，也有仅以左、右相配置的阵形。如公元前704年速杞之战中，楚军即仅排列左、右两阵。至于最基本的单一阵形，在此时期的小型战斗中仍有使用。但它们都不是当时军阵的主导形态。

第二，在传统的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客观战争状况的变化，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实力。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其特点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可见，其阵是以二十五乘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另外，葛之战中郑军首先攻击周王室联军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从三面攻击周军中军，说明当时的“三阵”已采用了侧翼攻击方法，有别于西周时期平行推进的全正面进攻。

其他，如以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五十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在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和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调动，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追击创造了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这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是处于不断的演进改革过程之中的。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概括总结，指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而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了。⁽⁴³⁾这一勾勒的大体脉络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第三，从军阵的战术特点看，春秋时期的军阵主要可分为方阵和圆阵两大类，而从军阵的作战方法分类，则当时的军阵还可以划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种。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所谓方阵，乃因其呈方形或长方形而得名，这是春秋时期（也可说是整个古代）阵法的最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呈为方形或长方形。葛之战中，郑军的“左拒”、“右拒”，也就是“左矩”、“右矩”，即两边呈矩形的方阵。关于春秋时期的方阵，尚有大量见于典籍的明确记载，“万人以为方阵”，“方阵而行”⁽⁴⁴⁾，其主要特点是“前后整齐，四方如绳”，这大多是进攻型的阵式。

所谓圆阵，乃因其呈圆形或半圆形得名。它是方阵的变形，车队首尾连成环形，步卒紧挨战车在外围以接敌，这大多是防御型的阵式。其特点是将疏散的队伍收拢为密集的队形，消弭易遭敌人攻击的侧翼，即把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限度，最适宜于实施野战防御。从《孙子兵法•势篇》所提到的“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的情况来看，在春秋时期，圆阵不但已广泛应用，而且曾在防御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军阵”，如果从作战方法和姿势上分类，则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所谓立阵，就是采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所谓坐阵，就是采取坐（“跪”）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就现存史料考察分析，立阵与坐阵基本上与步兵作战相联系，当属步兵重新全面崛起后的产物。其中立阵当为进攻性阵形，坐阵则是一种用于防御的阵法。它们各有其功能与优势，“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⁴⁵⁾，在作战中交相运用，互为补充，即军阵中的士卒，要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及时变换作战姿态，所谓“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⁴⁶⁾，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注释】

(1)《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左传•宣公十二年》。

(3)　《左传•成公十六年》。

(4)　《左传•成公十六年》。

(5)《孟子•离娄上》。

(6)《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基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威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慑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7)如孔子表彰齐桓公“正而不谲”，孟子推崇齐桓公，称“五霸桓公为盛”。

(8)《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

(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0)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

(11)　《司马法•仁本》。

(12)　《司马法•仁本》。

(13)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4)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5)《论语•尧曰》。(www.chuimin.cn)

(16)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军数”条，201～2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7)《孙子兵法•作战篇》。

(18)《孙子兵法•行军篇》。

(19)参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20)《司马法•天子之义》。

(21)《左传•宣公十二年》。

(22)《周礼•夏官•大司马》。

(23)参见《中华文明史》，第2卷，108～11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24)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七百乘而已，楚国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过千乘，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

(2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26)《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

(27)《左传•昭公三十年》。

(28)《国语•越语下》。

(29)《左传•昭公二十年》。

(30)《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1)参见《吕氏春秋•简选》。

(32)参见《左传•哀公十七年》。

(33)参见《左传•哀公二年》。

(34)参见孟世凯：《夏商时代军事后勤问题探讨》，见《先秦军事研究》，北京，金盾出版社，1990。

(35)《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36)《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37)《国语•吴语》。

(38)《司马法•严位》。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4卷上，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0)《左传•桓公五年》。

(41)《国语•吴语》。

(42)《左传•昭公元年》。

(43)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野战进攻战术的发展”节。

(44)《国语•吴语》，《吴越春秋•吴王夫差内传》。

(45)《司马法•严位》。

(46)《尉缭子•兵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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