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在甲骨文里面，有一个地方意外透露了一点儿线索。陈梦家先生在巨作《殷墟卜辞综述》里，写了一篇《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他整理了一个表，把甲骨文里所有看起来像是氏族名称的字全部列出来，并归纳其中牵涉的种种规律。经过陈梦家运用卜骨和卜甲符号的对比后，证据看来越来越坚实——那种图样式符号，应该是用于氏族辨别。......
2023-08-28
甲骨卜辞揭示的军事思想萌芽
【摘要】：第五节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思想萌芽军事思想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它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彩军事实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夏商时期的军事思想萌芽，更重要的载体乃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学术内涵。大致而言，甲骨卜辞所体现的军事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五节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思想萌芽
军事思想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它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彩军事实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其起源与形成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38)
有关夏商时期军事思想萌芽情况，一部分见于《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的追述，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政治与军事、战争指导原则、军事法规与纪律等多个方面，如“取乱侮亡”、“修德抚众”、“因重而抚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等等。虽然它们是追述，掺杂了大量后世兵学思想的成分，但是多少包含有夏商时代军事理性认识，依然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
夏商时期的军事思想萌芽，更重要的载体乃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学术内涵。甲骨卜辞虽然是对战争等活动的占卜预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却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战争指导水平与战术运用特点。大致而言，甲骨卜辞所体现的军事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掌握情报，立足“知彼知己”的战前准备原则。如商王通过守卫四土的侯伯、田、牧、卫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了解、掌握周围方国的动态，“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39)，“今载方其大出，五月”，“有来告，方征于寻福”(40)，从而及早做好应战的部署，制定正确的军事对策。
第二，综合考察和分析形势，制定多种作战方案，以供实战中选择使用。如《甲骨文合集》27972版曾记录商廷最高统帅部在部署对羌方的一次战役中的多项选择方案：在何种场合，举行何种祭典，可以保佑抵御羌方进犯时既重创敌人又能保全自己；让部队暂避敌锋芒却不必回师，仍然可以顺利破敌；如果将戍军调回，另换其他将领出征，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后果。(41)
第三，在作战中，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法，实施积极的攻守方针，掌控战场主动权，夺取作战的胜利。这包括依据地形、地貌与军队本身条件，布列有利的阵位、阵势，“亚立（位），其于右，利？其于左，利？”(42)；预设阵地，用各种手段使得敌军进入受攻击位置，加以伏击和聚歼，“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陷于妇好立”(43)；派遣先头部队及时打开通道，为主力随后大举进击创造条件，“沚戛启，王比，帝若受我又”(44)；进攻时，身披兽皮发动突袭，震慑敌人，打乱敌人的阵形(45)，等等。
第四，申明军事纪律，确保令行禁止，从而使参战将士能够步调一致地投入战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如《小屯南地甲骨》119版曾有“师惠（惟）律用”的记载。其含义同《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失律凶”相接近。(46)这透露了这么一个消息，至少在殷商晚期已把申明与贯彻军事律令作为治军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已将厉行军纪列为克敌制胜的关键之一。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思想萌芽，虽然因甲骨卜辞性质的限制而显得零碎不系统，然而它毕竟已触及军事学术的核心问题，为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开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注释】
(1)参见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2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2)参见黄朴民：《涿鹿之战论析》，载《军事历史研究》，1997（4）。
(3)《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5)《太公金匮》。
(6)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12页。
(7)《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
(8)参见《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9)参见杨泓：《弓与弩》，见《中国古兵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0)参见《世本》张澍粹集补本及注引《墨子》、《越绝书》等。
(11)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见《中国古兵器论丛》。
(12)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3)参见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考古》，1994（7）。
(14)参见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遗址及相关问题》，见《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
(15)参见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见《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16)钟少异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城方形化取向，或许与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某种联系。（《中国史前时代的筑城》，见饶宗颐主编：《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17)参见《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报告》，载《文物》，1983（3）。
(18)参见施元龙主编：《中国筑城史》第一章，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19)《甲骨文合集》6461、36482、6292版。(www.chuimin.cn)
(20)《殷代工方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
(21)《世本》。
(22)《左传•定公元年》。
(23)《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参见金景芳等：《<甘誓>浅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2）。
(25)《吕氏春秋•简选》。
(26)参见徐勇等：《简明中国军制史》，8页。
(27)参见寒峰：《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见《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
(28)参见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4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29)参见徐勇等：《简明中国军制史》，9页。
(30)《周礼正义•夏官•司马政官之属》。
(31)《左传•哀公元年》。
(32)《左传•哀公元年》杜预《集解》。
(33)参见[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
(34)参见张政烺：《古代中国十进位制氏族组织》，载《历史教学》，2（3）。
(35)参见《甲骨文合集》5822版。
(36)《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310版。
(37)《战后所见南北甲骨集》616版。
(38)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4页。
(39)《甲骨文合集》6057版正。
(40)《甲骨文合集》6692、6672版。
(41)参见罗琨：《殷商时期的羌与羌方》，见《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2)《甲骨文合集》28008版。按卜辞中“立”的一种用法当“位”讲，指军事行动中的“布阵列势”。
(43)《甲骨文合集》6480版。按“陷”在此处指的是“打伏击战”。
(44)《甲骨文合集》7440版正。按“启”指开道和先行的军事行动。
(45)参见胡厚宣：《甲骨文虎字说》，见《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
(46)参见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见《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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