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时期的官僚规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制,秦始皇对战国时代的国家机构及官僚制度作了一番系统的调整和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新建了一套整齐划一的组织机构。秦汉时期,中央政府机构称为朝廷,是国家最高权力及其行政机关。九卿是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的主要政务机关。......
2023-11-30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兵学
秦汉时期包括秦(前221—前206),西汉(前206—公元25,含王莽新朝)和东汉(25—220)三个历史阶段,共计441年。它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全面确立并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军事学术发展的高峰之一。
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全建立继续得到发展,铁制农具广泛使用,冶金技术和手工业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改进。当时的主要兵器,如刀、剑、矛、戟等,已普遍由钢铁制作而成。一些不太适应当时作战需要的兵器,如戈、殳、钺等则逐渐被淘汰。弓弩等兵器的性能继续获得改良,杀伤力更为增强。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与强化相一致,秦汉王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将它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协助皇帝负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官吏,秦和西汉前期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为太尉。他们秉承皇帝的意志管理军队,只有带兵的权力而没有调兵的权力。发兵权、统兵权、指挥权开始三分,并初步实行监军制度。(11)。
秦汉时期的军队一般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防兵三个系统。京师兵即中央军,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是当时军队的主体。地方兵分置于郡县,由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统率,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由中央统一调遣。西汉初期,诸侯王国拥有军队,后被纳入地方兵体系之中;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取消了地方兵系统。边防兵主要负责边地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东汉后期,边防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12)。
秦汉时期步、骑、车、舟几大兵种的构成日趋合理和成熟。汉武帝之前,兵种建设实行步、骑、车并重的做法,武帝为了反击匈奴,积极发展骑兵部队,使骑兵成为军队的最主要兵种。车兵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战车通常只发挥屏障性防御功能。舟兵在当时有所发展,它通称“楼船”,往往用于南方水泽湖泊地带的作战。步兵依旧是重要兵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多数。
秦朝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沿袭战国时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西汉时期也主要实行征兵制,成年男子一生中按规定都要承担不同期限的兵役和劳役。秦汉时期还经常谪发罪犯或奴隶为兵,称为“谪戍”。募兵制在西汉时只有少量推行,到了东汉,由于豪强地主势力对人口控制的加强,郡县普遍征兵制趋于衰微,募兵制遂成为兵役制度的主要形态。东汉末年,地方州郡利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机会,广为募兵,培植私人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并起的割据局面。(13)。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其中统一战争、民族战争依旧占据着战争的主流。当时比较著名的战事有汉与匈奴的战争、汉羌战争、楚汉战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争、刘秀统一全国战争等。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以汉匈战争为代表的战争,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互相冲突并逐渐趋于融合在军事上的体现。中原王朝在战争中的胜利进一步确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本质属性,扩大了中华文明的辐射圈,拓展了疆域,维护了统一。另外,秦汉时期还诞生了新的战争种类,即农民起义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等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打击了暴政,有助于协调国家内部的复杂阶级关系。
秦汉时期的作战艺术也有了新的提高,其中比较显著的标志是野战阵法有了一定的改进,“五军阵”的运用更趋成熟。垓下之战中韩信以坚固的“五军阵”彻底击败骁勇善战的项羽大军,卫青攻打匈奴单于主力时运用步、骑、车协同作战大破敌手,河西之役中霍去病越远迂回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均反映出很卓越的作战指挥水平。与阵法进步相联系,当时军队的机动性也明显增强,日行军速度有高达一百六十里者,这是过去日行军为一舍(三十里)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像包围、伏击、奇袭、正面攻击、侧翼突击等野战战法,山地战、河川战、丘陵战、丛林战、荒漠战、夜战、火攻、水战等特殊条件下的战法,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其指挥艺术也有了新的进步。(14)。
秦汉时期的军事思想与先秦时期兵学兴盛局面相比相对沉寂。当时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的有关章节和兵书《黄石公三略》之中,同时也在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王符《潜夫论》以及桓宽《盐铁论》等篇章中得到反映。虽然这一时期成型与流传的兵学著作数量有限,但是仍在军事学术的建树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突出表现为:一是对先秦至两汉的兵书战策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分类;二是适应儒学独尊和学术兼容的社会思潮,强化了兵学综合融会的趋势,出现了初步的兵儒合流的倾向;三是受“大一统”政治环境的制约,兵学理论的主题发生变换,由“取天下”转变为“安天下”,作战指导理论研究弱化,更注重治军理论的探讨与阐发;四是时代感强烈,如屯田、边防思想的阐述受到特殊的重视。(15)。
【注释】
(1)参见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2)参见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上册,3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3)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6、16~1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www.chuimin.cn)
(4)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
(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序》。
(7)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37页。
(8)参见黄朴民:《春秋军事史•绪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吴如嵩、黄朴民等:《战国军事史•绪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9)《六韬•武韬•发启》。
(10)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第一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11)参见霍印章:《秦代军事史》,6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12)参见徐勇等:《中国军制简史》,9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3)参见陈梧桐等:《西汉军事史•绪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黄今言等:《东汉军事史》,16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14)参见蓝永蔚、黄朴民:《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62页。
(15)参见黄朴民:《两汉兵学的成就及其文化特征》,载《光明日报》,20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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