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先秦两汉军事文化研究:国学研究成果、军制框架及影响

先秦两汉军事文化研究:国学研究成果、军制框架及影响

【摘要】:其中,诸侯争霸战争,大国兼并与统一战争,乃是当时战争的主流,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曾产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总之,当时的军制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军制的框架。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规范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

第二节 春秋战国军事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始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终于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是中国从古典社会形态向中世纪社会形态转变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动荡、大变革。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全面确立。政治上,礼乐文明遭遇到极大冲击,王室衰微,强卿擅权,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变法改革方兴未艾,天下统一大势所趋。文化上,学术下移,私学勃兴,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绵延近600年的战争,更使军事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居特殊地位的时代主题。军事学术遂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可观的发展。

战争类型基本齐全。除上古已出现的战争类型外,当时的战争还包括了诸侯争霸和大国兼并战争,统治集团内部夺权战争,新兴势力向守旧势力夺权战争,以及秦始皇攻灭关东六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其中,诸侯争霸战争,大国兼并与统一战争,乃是当时战争的主流,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曾产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

战争方式急剧变化。自春秋中期起,随着军队结构的改变,弩机与铁兵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的扩大以及与戎狄族步卒作战的需要,步兵遂重新崛起,步战再次占据主导地位。(4)同时,水军出现,水战在南方吴、楚、越等地区开始流行。自战国中期起,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骑战也被大规模引入中原地区,作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完整形成,并出现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局面(秦赵“长平之战”可谓典范),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样式。

多种战法各擅战场。当时野战的军阵大多采用三军阵,但五军阵也开始成为比较常用的阵形。其战术运用,除了疏散方阵进攻外,较为普遍地转化为纵队进攻,并由早期的徐缓推进向快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出现了“车驰卒奔”、“剽疾迅猛”的场面。同时,城池攻守战、关隘要塞战、伏击包围战、奇袭战、火攻战、水淹战等战法也先后在作战中得到广泛使用。(www.chuimin.cn)

战争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这一时期军事学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战争指导观念的变化。春秋中期之前,人们普遍遵循和崇尚从西周延续而来的“军礼”传统,主张进行以“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5)为特征的“偏战”。但是从春秋晚期起,这种“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战法开始遭到全面否定,“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得到普遍运用,即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6)

武器装备进步巨大。春秋战国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弩机和铁兵器的普遍使用。从考古发掘和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我国钢铁兵器发展的初始阶段。战车的形制和性能得到改进,战船数量已相当可观。戈、戟、矛、剑等常用的刺杀格斗兵器的形制有了新的改进,杀伤力增大。甲胄干盾等防护装具更加多样和牢固耐用,弓弩为主体的射远兵器制作工艺水平提高,“积弩齐发”成为战场制胜的重要手段。轒辒、云梯、巢车、铁蒺藜、地听等攻守城器械方法被广泛使用,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筑城虽仍然采用版筑夯土方式,但是筑城数量与版筑质量均有长足的进步。(7)

军事制度全面变革。国君对军权的控制得到加强。进入战国后,更出现了职官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行机制。在武装力量构成上,形成中央军、禁卫军与地方军三位一体制,私属武装逐渐被取缔,常备军数量增加。在兵役制度方面,开始向基于地域关系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过渡。兵员成分主要来自于庶人(春秋)和国家的“编户齐民”农民(战国),而“武卒”、“技击”等出现则表明募兵制业已滥觞。在兵种构成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步、车、骑、舟四个主要兵种,其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则随战争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军队编制日趋复杂,通常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并且与居民的地域行政组织相对应,而具体编制又被区分为一般隶属编制、基本作战编制以及临时战斗编制三个主要层次。练兵制度开始由田猎式的训练向以“一教十”、以“十教百”逐次递进的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体制演变。在军事法规方面,逐渐以封建的“法令”为指导原则,出现了较为严格的成文法规。总之,当时的军制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军制的框架(8)

军事学术高度繁荣。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如孙武、司马穰苴、伍子胥范蠡孙膑吴起商鞅等等;诞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伍子胥水战法》、《盖庐》等著名兵书。儒、墨、道、法等主要思想学派也纷纷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运筹学角度对军事问题进行探讨,使时人对军事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这表现为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战争,主张慎战,重视备战,致力于追求“全胜不斗,大兵无创”(9)的理想境界;以正确的理念指导治军,提倡“以治为胜”,恩威兼施,文武并用;以科学的审断指导作战,主张先胜后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大创聚歼。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规范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