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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理论来源

【摘要】: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已叙述和分析过。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等级划分的基础。之所以提出这种等级划分,柏拉图还有道德上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理论来源

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讲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很久以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

这就是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目的的较完整的解释,并且申明"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很久以前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至于是谁发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已叙述和分析过。

1.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阶级观

古希腊时期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最早对阶级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自由民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人数最少的、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是集政治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哲学王;第二等级是辅助这些统治者的负责维护国家的武士;第三等级是农民工匠、商人和佣工,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

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等级划分的基础。在他看来,人有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物质上的需要,人无法自给自足。每个人的天赋都与其他人不同,一个人只能胜任一种职业,而不能胜任多种职业。因此,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其他人的帮助。国家的基础是以分工为标志的相互依靠的生活。柏拉图认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2]柏拉图清楚地表明,人处于哪一个等级,既非由所拥有的财富来决定,也非由其出身来划分,形成他们特定的等级地位的基础只是天赋上的差异。

之所以提出这种等级划分,柏拉图还有道德上的理论依据。他指出,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个部分体现了人的四种美德:理性体现为智慧的美德,意志体现为勇敢的美德,情欲体现为有节制的美德,在这三种美德中,理性占最高地位,如果其他美德在理性指导下和谐一致,就产生出第四种美德——正义。柏拉图认为,国家是扩大了的个人,因此,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和四种美德,运用到国家身上,第一等级代表理性,具有智慧的美德。他还认为,"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3];第二等级代表意志,具有勇敢的美德;第三个等级代表情欲,他们的美德就是节制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苦恼。"在他看来,"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4]也就是说,如果这三个等级都专心于各自的职责时,正义就得到了最好的维护。

柏拉图所设想的社会是不允许有各等级之间"互相干涉互相代替"现象发生的。他认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是"最坏的事情"。虽然他也提出了等级之间的流动,比如他指出,如果护卫者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降入其他阶级;如果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护卫者,但决不允许他到达第一等级。而且这种流动必须经过统治者的允许。如果未经允许的,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只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护国者等级,在他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他指出,这种斗争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合乎人的本性。他宣称,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世界上的人总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他认为这样"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在他看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主奴之间的关系,就如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或人和兽之间的关系一样,灵魂总是占统治地位,肉体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他所讲的"灵魂"指的是"理性"和"理智",意思是之所以有的人成为奴隶主,有的人成为奴隶,就因为他缺乏这种自由和理性、理智的天性,而只能对别人的理性和理智作出感应。一句话,奴隶主天生是统治者,奴隶天生是被统治者。

在他的《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按照财产富裕程度将自由民分为三个阶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5]他们分别对应着大奴隶主(极富)、下层自由民,特别是破产和失地农民,城市贫民(极贫)以及中小奴隶主(中产阶级)。亚里士多德对中产阶级着墨最多。他认为,极富阶级常常是"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的,而极贫阶级则往往"懒散无赖"。这两个阶级都不顺从理性,只有中产阶级尊服理性:"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6]因此他主张发展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良好的管理和稳定的国家。

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以教会神学为理论基础,认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7]他认为,社会被划分为等级,只是因为"天意"要贯彻的一种"秩序",就如《圣经》中所讲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8]

不难看出,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历史上就有学者对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现象有所认识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把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看成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他们的视野里,奴隶只是活的工具,不能算人,不构成一个阶级,因而他们所划分的等级或阶级也只存在于公民即自由民的内部。

2.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观

18-19世纪欧洲思想家们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创立自己阶级学说提供了直接养料。(www.chuimin.cn)

17-18世纪,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启蒙思想家开始讨论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划分问题。英国的洛克认为,应该承认财产所有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法国的卢梭抨击了封建制度中人们在财产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美国的第四届总统麦迪逊也认识到经济利益的对立对社会分化的作用,并指出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区别。

从18世纪起,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发展,人们逐渐用"阶级"这个术语代替了封建时代惯用的"等级"、"品级"等术语。

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从他的"纯产品"理论(他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够使物质财富增加,生产出纯产品,即农产品扣除生产耗费后的余额)出发,把当时的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而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以地租形式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役、君主、官吏和僧侣等;不生产者阶级,包括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级关系的最早的经济分析。因为它没有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所以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矛盾。从这种阶级结构观出发,魁奈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及其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和流通。18世纪后半叶,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在魁奈划分的三个阶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农场主阶级和农业工人阶级,把不生产阶级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并描述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他已经指出,工人除了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一无所有。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探讨剩余价值问题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正确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一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年产物的全部价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了三个阶级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以此为基础,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主要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斯密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两个独立的基本阶级而区别开来,并且初步懂得了用人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作为标准去划分阶级。斯密分别研究了这三个阶级的不同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指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这样,他实际上接触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对立的经济根源。

李嘉图接受了斯密关于划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收入的观点,但他比斯密更深入地考察了社会产品如何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指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他认为,收入方式决定了阶级差别。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阶级之间的经济上的对立。李嘉图通过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9]

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雅·梯叶里、弗·米涅和弗·基佐等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叙述了法国和英国的历史。

他们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法国复辟时期历史编纂学家的历史观中较为精彩的一页。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梯叶里的笔下,英国17世纪的革命运动是被看做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描写的。基佐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指出:"在13个世纪的过程中,法国有两种人民:胜利者的人民和失败者的人民。在13个世纪中失败者的人民为着推翻胜利者人民的统治而进行斗争。我们的历史就是这种斗争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里进行了决战,这个决战称之为革命。"[10]当时旧制度的代表指责他制造邪恶情绪,他则指出看见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否认它是令人可笑的。但是,他们虽然看到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的必要,看到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阶级,却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群众的反动性,甚至认为工人的悲惨处境是他们咎由自取,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因此他们所肯定的只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认为资产阶级一旦上台,阶级斗争就会停止。当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时,他们就不宣传阶级斗争而宣传阶级和平了。如米涅在其代表作《法国革命史》中虽然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法国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国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并且注意到革命事变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他眼里的阶级斗争只是资产阶级同农业贵族之间的斗争。他所主张的只是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尽管存在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仍然是把以下事实当作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即英国和法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他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已大致了解阶级冲突的经济根源。基佐认为,"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11]米涅认为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不过是表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的矛盾,经济利益的对立是政治派别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根源。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正确解释利益的起源问题。梯叶里不仅用社会利益与阶级利益去解释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且还试图用阶级利益的冲突来解释历史上的宗教运动。在他看来,17世纪的宗教斗争实质上是英国当时的社会阶级利益的反映。这一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用经济基础来解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思路已相当接近。

3。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观

圣西门在1802年写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指出:"我把人类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我和您有幸所在的那个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的旗子上写着:不进行任何改革!凡是不属于第一个阶级的有财产的人,都属于这个阶级。第三个阶级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12]圣西门又认为,社会上存在了两个性质完全对立的力量,分为两个阶级:寄生者阶级和实业家阶级。寄生者阶级是贵族、军人、食利者、国家官吏和法官律师;同这一寄生者阶级少数人相对立的是占全国总人数96%的实业家阶级,包括农民、工匠、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

圣西门看到,法国革命不仅是由封建主和资产者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产生的,而且是由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产生的。恩格斯对此高度评价道:"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3]在后期著作中,圣西门虽然提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这一主张,但他的一贯思想是以"新基督教"为基础的"实业制度"社会,是"有利于一切阶级"的,"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所推崇的"实业阶级"是由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一起组成的,属于实业阶级的有产者,不但是"劳动者阶级",而且还是这一阶级的"天然领袖",工人、农民都应由他们来领导。显然,圣西门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身上,认为他们是实业家阶级中的最积极最文明的部分。在圣西门看来,"理想"社会的实现只能采取"和平手段",即采取"商量,证明和说服的手段。"他认为暴力手段是"破坏性的",和平手段则是"建设性的",实业阶级的本质是"爱好和平的",即使在敌人使用暴力时,他的信徒们也只能忍受,而不能对敌人用武;他要求防止"穷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反对富人和政府"。对此,恩格斯在评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时特别指出:"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14]

这一改良的方案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主张。傅立叶在著作中宣传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他反对消灭私有制,认为富人不但可以加入法朗吉,而且可以不劳而获,收取股息,即取得利润。按照他的方案,法朗吉的产品分配应以劳动、资本和才能三个方面作为标准。其中劳动占5/12,资本占4/12,才能占3/12。傅立叶认为,在这种社会组织下,不仅富人会积极劳动,逐渐成为劳动者,而且穷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储蓄而成为富人。在他看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富人、中产者和穷人之间是"合作"的,"利益"是"一致"的。富人和穷人"很快就会使目前相互之间只有憎恶、掠夺和欺骗的两个阶级达到统一。"[15]

欧文认为,私有制是各种社会罪恶的总根源。为此,欧文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提出了主观上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理想社会方案。但欧文也认为,要实现他的理想社会,"只有用和平的方法……试图利用暴力来改革政府或社会的性质,都是不能容许的。"[16]暴力对于一切阶级都极其有害,并使所有方面都失去理性。他将他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的自我改革上。在欧文活动的后期,他积极致力于在工人运动中创办合作社和交换银行,以此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过渡措施。

应该说,上述学者都为人类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的认识作出了贡献。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上述学者本身阶级归属的制约,他们对阶级产生的原因、阶级划分的标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的分析还很不深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尽管如此,上述学者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有关思想仍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的阶级学说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19世纪初那些抱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以说,在这方面获得许多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17]这一论述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的,阶级学说无疑也包括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