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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算与《太初历》的巅峰成就

【摘要】:正由于对天人感应说的重视,所以汉代经学家大多数都精于天文历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参与过汉代历法的制定工作,特别是武帝时代的《太初历》以实际的天象观测作为基础,又经过精密的数理运算,是中国古代文天学史和历法史上特别重大的成就。刘歆通过细致精密的天文学观测,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了比《太初历》更为精确的朔望及回归年的时数,把汉代的天文历法科学推向了顶峰。

(一)经学天文历法

长安经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影响也随时可见:

天文历法是汉代地位最为重要的自然科学门类,因为它不仅与社会生产活动关系密切,而且与汉代政治更有独特的关系,春秋公羊学讲天人感应,因此汉代的科学家对于天象的观察极为周密,更接近于现代自然科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代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的天文学著作。对于天文历法的重要性,《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听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汉代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给天文学说的影响,《汉书·天文志》的解释最为中的:“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祆,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汉代天文学家,受春秋公羊说的影响,他们认为七百八十三星,都代表了州国官宫的物类天象,因此,凡天象有变就意味着人间社会有重大变故,所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于是天文与政治的联系就非常正常了。(www.chuimin.cn)

《汉书·京房传》记载:“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食,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皇帝接受了京房的意见,于是让他作了考课吏法。

这是一则把天文现象与政事联系起来,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事例。在汉代类此现象者还有许多。

《汉书·谷永传》记:“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谷永于是借机上书皇帝说:“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措,娄失中与?”

谷永借助于日蚀与地震,直陈皇帝“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措”的错误,同时把这种指摘直接说成是上天对皇帝的丁宁,则极具说服力。

正由于对天人感应说的重视,所以汉代经学家大多数都精于天文历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参与过汉代历法的制定工作,特别是武帝时代的《太初历》以实际的天象观测作为基础,又经过精密的数理运算,是中国古代文天学史和历法史上特别重大的成就。刘歆就是在《太初历》的基础上制定了《三统历》。刘歆通过细致精密的天文学观测,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了比《太初历》更为精确的朔望及回归年的时数,把汉代的天文历法科学推向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