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对长安文学的影响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经学与长安文学经学对长安文学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儒学的独尊，很多文学家本身就是当时有名的经学之士。经学家与政治家看重礼乐的教化作用，更看重的是他的经世致用作用，在汉代经学家的眼里，礼乐制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汉代的辞赋学家则用赋的形式，记述了长安经学中礼的实践及其自己对礼的作用的看法。

（三）经学与长安文学

经学对长安文学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儒学的独尊，很多文学家本身就是当时有名的经学之士。给文学的创作带上了浓厚的儒家经学色彩。

汉代文学的大宗是辞赋，以此为例，我们可以探寻经学对其影响。

汉赋中所体现的大一统观念：大一统学说出自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云：“元年春王正月。”《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就是公羊学家所谓的大一统。汉代辞赋家处于国家发展的巅峰与盛世，他们对大一统表现极为拥护，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借助子虚与乌有先生、无是公三人为辞，极力地宣扬大一统观念，提出“务明君臣之一，正诸侯之礼”的观点。

汉赋体现了经学的礼乐观念。

汉赋中用大量的篇幅表现帝王的游猎，宫殿台榭的壮丽，歌舞的宏大场面，这些描述并非单纯的艺术描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经学的礼乐思想。

从汉代长安经学的观点看，礼乐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工具，是对全社会进行教化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讲：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得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贵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

经学家与政治家看重礼乐的教化作用，更看重的是他的经世致用作用，在汉代经学家的眼里，礼乐制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汉代的辞赋学家则用赋的形式，记述了长安经学中礼的实践及其自己对礼的作用的看法。从对礼的叙述及礼制改革中也可以看到汉代长安经学对礼的影响。

郊祀礼是汉代国家的重大典礼。汉武帝即位后，郊祀礼通常是在甘泉宫举行的，甘泉宫内的东南修筑有高大雄伟的通天台，至今尚留有十几丈的封土^[32]，《汉旧仪》云：“皇帝祭天，居玄云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中，不至坛所。”扬雄的《甘泉赋》对此就有生动的描述：“于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盖天子穆然，珍台闲馆，璇题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恩，感动天地，逆厘三神者。乃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蕙，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吸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具之堂。建光耀之长旓兮，朝华覆之威威。攀璇玑而下视兮，行游目乎三危。陈众车于东坑兮，肆玉轪而下驰。漂龙渊而还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风匆匆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濴，蹑不周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庐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

于是钦祡宗祈，燎薰皇天，招繇太一，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炀丹厓。玄瓒觩觞，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傧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

乱曰：崇崇圜丘，隆隐天兮。登降逶迤，单埢垣兮。增宫参差，骈嵯峨兮。岭巆嶙峋，洞无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圣皇穆穆，信厥对兮。徕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迟迤兮。光辉炫耀，降厥福兮。子子孙孙，长无极兮。”

扬雄这里写的是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春正月，汉成帝在甘泉进行的郊祀，从皇帝斋戒，宿郊见、燎祭、灌祭、配祭及礼成，全过程清晰可见，与《礼书》所载皆有所通，由此可见西汉时国家的郊祀礼与经学有多么密切之关系。(www.chuimin.cn)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汉赋中亦见飨燕之礼的举行，但与前代燕飨礼多在太庙与寝宫中举行不同，一般主要在朝会、校猎中进行。

《上林赋》记载了汉武帝在校猎之后与群臣举行的飨燕礼。“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而乐心意者，丽糜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歌舞表现的是中国古代飨燕之高潮，汉代也是如此，《上林赋》中的这些描述正合于经学家马融所说：“上拟法于《韶箾》《南钥》，中取度于《白彐》《渌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33]前者作为西周时代的雅乐，其礼乐内涵十分古老，有陶唐氏之舞，葛天氏之乐；《白彐》与《渌水》是民乐的代表，即所谓的荆吴郑卫之音，来源于全国各地，属于地方音乐；《延露》《巴渝》则是反映少数民族的音乐。

汉代飨燕高潮的乐舞表演，不仅仅是礼乐的需要，更体现了一种大一统、民族大团结的气象。

在这三种歌舞表现结束之后，就是“俳优侏儒，狄鞮之倡”的表演，这是一种幻术与杂技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在蔡仪的《汉仪》中有细腻的叙述：

“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毕，化为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游，于庭炫耀。又以丝绳系两柱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不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钟磬倡乐，作鱼龙曼延。”

西汉一代这种乐舞一般都在重大的庆典时有表演，始终贯穿着经学的礼乐教育精神。

长安经学特别重视礼乐的经世致用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重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六经是孔子为天下定制仪法，以礼乐来匡正天下，实现王道政治的重要手段，所以才特别被应用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经学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批判，正如哲学的批判一样，在批判与改造中推进着历史的进步，汉代文学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韦孟是汉代名相韦玄成的五世祖，他曾为楚王傅，楚王刘戊荒淫不道，韦孟作诗讽谏：“如何我王，不是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非，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在邹诗》）但刘戊不听，韦孟于是去位，居邹而为此诗，他讽谏刘戊的好声色狗马，不关心民瘼，刘戊不听后来竟陷入了七国之乱，遭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司马相如有《子虚赋》《上林赋》，在这两首赋中，作者描绘了汉武帝游猎的盛大气象和宫苑的豪华壮丽，这种对于盛世时代的歌颂被后世人视为纯粹的歌功颂德之作。但如果我们从汉武时代的历史背景去观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又：“《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汉代文学中的讽谏之作，只是经学“以道制势”的另一种表现手法而已。这种委婉曲折的写作方法，以艺术的手段达到对政治与社会的批判，也正是汉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汉长安经学对长安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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