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学与长安文学经学对长安文学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儒学的独尊,很多文学家本身就是当时有名的经学之士。经学家与政治家看重礼乐的教化作用,更看重的是他的经世致用作用,在汉代经学家的眼里,礼乐制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汉代的辞赋学家则用赋的形式,记述了长安经学中礼的实践及其自己对礼的作用的看法。......
2023-11-28
长安地区的文化特征,深受统治者思想变化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特点:
汉初重黄老,所以汉初无论是陆贾、贾谊他们的文化创作都表现出明显的“无为而治”倾向,陆贾提出的马上得之,宁马上治之的观点就是明显的例证。
汉初长安文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政治上的无为而治,在文化上形成的兼容并蓄;二是大量的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移民所形成的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这些移民文化以楚文化对长安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
就文学来讲,西汉长安文学深受楚文化影响痕迹最为鲜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这个分析应当说是非常正确的。
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汉代的统治集团人物大多数来自于楚地,虽然此时他们已生活在远离故土的长安,但思乡之情及对于故园生活的眷恋,是他们永远抹不去的一个情结,汉代皇帝多喜欢楚辞、楚声。刘邦在击破英布,还军过沛时,吟咏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典型的楚歌。汉武帝喜好文学,特别热衷于楚辞,所以“(朱)买臣以《楚辞》与(严)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26]。汉宣帝亦好楚辞,“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7]。
汉代皇帝及其统治集团人物对于楚辞的爱好,开了一代之风气,汉初长安出现了许多拟楚辞之作,贾谊受排挤出为长沙王太傅,有《离骚赋》之作:“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风缥缈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28]他哀叹自己的治国思想和胸怀大志而不为国人所知,他感到强烈的孤独与抑郁,这与屈原的《离骚》几乎没有两样。
贾谊的另一名作为《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在这篇赋中,贾谊哀叹人生命运之不常,所谓“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因而要对人生抱一种达观的态度,这些都表明,他与屈原在思想精神上是相通的。
汉代长安另一位著名的骚体赋作家是严忌,他的名作是《哀时命》,王逸《楚辞章句·哀时命序》说:“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裴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在《哀时命》中,严忌写到:“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余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授兮,来者不可与期。”生命无常与生不逢时使作者感到了极度的困惑。
汉初的这一类拟楚辞作品,多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及生不逢时、才不为用的悲厄境遇。虽与楚辞有着貌似的地方,但在思想上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www.chuimin.cn)
楚文化对长安影响最大者,是汉赋的形成。作为一代之文学,汉赋是长安文学中的奇葩,为一个时代所有的独特文学现象。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莫能继焉者也。”[29]
汉赋的产生与楚辞有极密切之关系,汉代初年的骚体赋,基本都是用楚辞体来书写的。它们的基本句式相同,均以“兮”字句作为基本句型,在思想内容多以描写个人身世遭遇为主。汉赋在写作方法上重视铺陈、夸张、象征等,这也恰恰是楚辞的基本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在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散体赋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汉赋与楚辞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影响下的产物。汉代初年经济尚处于恢复与发展时期,全社会的精力都集中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上,所以此时的赋作大多是模仿楚辞之作,平淡而少新意。汉武时代,是一个多欲的英雄时代,这个时期对匈奴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内政改革热火朝天,一种汪洋恣肆的文风开始出现,自由发挥、铺张飞扬、规模宏大、体制恢宏成为这个时期诗赋创作的显著特点,为政治服务,歌功颂德与讥刺讽谏结合则体现了长安文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同时也开启了后世讽谏诗的先河。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一支。在汉代长安经学及文化文学研究中,人们比较看重的是散文与辞赋,而对其诗歌却很少注意,这种看法的渊源可追溯到梁朝的钟嵘,钟嵘说:“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30]
其实汉代长安诗歌的创作也很活跃,数量亦颇为壮观。
与汉赋一样,汉代诗歌受楚文化影响也很深。汉长安时代创作的《郊祀歌》,句式以三言、四言或七言为主,明显地继承了楚声传统。
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地方俗乐大量地被集中到长安,并开始在上层贵族中流行。“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31]
乐府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与重视,所以乐府民歌就成为长安文学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
长安文学中的散文及群臣的章奏议疏,也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说理深刻,辞藻也颇为秀丽,后世多奉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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