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安文学的特征长安地区的文化特征,深受统治者思想变化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特点:汉初重黄老,所以汉初无论是陆贾、贾谊他们的文化创作都表现出明显的“无为而治”倾向,陆贾提出的马上得之,宁马上治之的观点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移民文化以楚文化对长安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作为一代之文学,汉赋是长安文学中的奇葩,为一个时代所有的独特文学现象。......
2023-11-28
(一)长安的文人群体
秦汉时代,为了强本弱枝,都曾实行了向关中地区大规模徙民的政策。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三十八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秦的徙民政策也为此后建立的汉王朝所继承,《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九年“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从高祖以后,一直到西汉末年向关中诸陵邑的徙民从没有停止过。
西汉王朝向长安地区的大量徙民,其对象主要是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六国诸侯及贵族官僚后裔,吏二千石及其子弟。他们不仅是当代财富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学术文化的富有阶层。他们的迁入不仅使长安地区经济结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在长安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使长安成为汉代的文化和学术中心。
西汉前期,在长安就已聚集了不少著名的文人,若:
陆贾,本楚人,以客从高祖定天下,曾为高祖作《新语》[19]。
叔孙通,本鲁人,秦时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汉初为刘邦制定朝仪,并参与汉代许多法律文书的制定文作[20]。
贾谊,本洛阳人,十八岁时便以能属《诗》《书》而闻名于郡中,文帝时召为博士,文帝时诸律令及令诸侯就国的政策都出于其手,贾谊著有《新书》《过秦论》及著名的文学作品《鸟赋》等[21]。
董仲舒,原籍广川(今河北枣强),但后来“徙家茂陵”,汉景帝时因为精于《春秋》而征召为博士,他是倡导儒学独尊的第一人[22]。(www.chuimin.cn)
扬雄:蜀郡成都人,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而名噪长安。
司马谈,冯翊人,举家迁至茂陵,在汉朝做太史几近三十年,他写的《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对先秦学术给予全面总结,并将其进行了分类。
司马迁,司马谈的儿子,他继父业为汉朝太史,写下了著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3]。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著名的赋作家,《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他曾长期居住茂陵,是长安赋学家中最为率直活跃之人,司马迁对他评价甚高,说“相如虽多虚辞烂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把他的赋与诗相提并论,足见其地位之高。
以上所举,仅是长安文人中的翘楚者,其实在当时的长安城及其周边的五陵邑还居住着众多的文化世家,如两汉之际有名的班氏家族,就居住在扶风安陵。班氏家族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史书说她“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赵飞燕姐妹入宫后,班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她悲伤地回忆自己在后宫时:“陈女图以镜监矣,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她曾以图、以《诗》来劝诫皇帝教育后宫,希望能避免褒姒与阎氏之女祸,劝皇帝不要玩物丧志,也希望后宫当以娥皇、女英、太任、大姒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后宫人物为代表,而辅助皇帝[24]。除《汉书》中收录她所作赋之外,《隋书·经籍志》还收录有《班婕妤集》一卷。
班氏家族中的班彪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除上面提到的《北征赋》之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悼骚赋》《览海赋》《冀州赋》《王命论》等[25]。当然班彪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史记后传》了,班固的《汉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在长安地区还有韦氏、窦氏、马氏及弘农扬氏等众多的文化世家,这些家族及其文化的创作对于繁荣长安文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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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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