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究天人之际及董仲舒与司马迁的观点差异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天人感应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所关注的“究天人之际”，也恰恰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二者都关注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二者之间有着相通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二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董仲舒过于相信天命，认为天是主宰人间事务的，而司马迁则比较看重人事，认为事在人为。

（二）天人感应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所关注的“究天人之际”，也恰恰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二者都关注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二者之间有着相通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二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董仲舒过于相信天命，认为天是主宰人间事务的，而司马迁则比较看重人事，认为事在人为。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春秋公羊学在天人关系及所谓天命问题上对司马迁的影响，这从以下事实上可以看出来：

刘邦建立汉王朝，其成功正像他自己所说是依靠了大家的力量，汉五年（前202），刘邦在击败项羽之后，置酒洛阳南宫，他在总结成功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11]刘邦的总结十分客观，十分正确，但司马迁却不这样看，他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2]”

司马迁认为秦朝的灭亡，刘姓（大圣）的兴起完全是天命所定，在这里他连用了两个“岂非天哉”来强调天命之所在。(www.chuimin.cn)

和董仲舒一样，司马迁认为凡是出现在人世间的变异大事，必然先会有上天给予的警示，如“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借，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浮尸血流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屈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

在司马迁看来，天象的变化“其与政事府仰，最近天人之符”^[13]。

天人相应是春秋公羊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一方面认为天能干预人事，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也能上感于天，天人感应说虽然迷信的成分很大，但在某些场合下也确实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史记》究天人之际及董仲舒与司马迁的观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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