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历史进步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大一统思想大一统，即推崇一统于天子的政治思想，它符合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符合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统一、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现实。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时代，汉武帝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来建构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一）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即推崇一统于天子的政治思想，它符合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符合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统一、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现实。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代史学受此影响颇大。在秦汉历史著述中，这种强调统一的观念可是说是随处可见。

战国末年，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秦相吕不韦在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便“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3]。《吕氏春秋》实际上是国家统一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从它的内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4]

“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为。”^[5]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6]

在这里我们看到《吕氏春秋》所强调的“一则治，两则乱”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大一统所作的舆论。

至西汉王朝建立，前述的陆贾与贾谊他们虽然并不是后世人以学科划分的专门历史学家。他们也没有专门去作通论性的历史著作，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处处强调“统一”，“人主人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阶级者，堂高殆不高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7]。强调人主之尊，实际上就是强调集权与统一。

刘安的《淮南鸿烈》，向来被认为是杂家或道家著作，实则是集中了先秦以来儒、法、道、阴阳诸家思想，以归为一统而为目的。他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8]自谓“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9]。(www.chuimin.cn)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他也欲以“含阴阳”“纮宇宙”“通古今”“权事立制”作为统一的宗旨，来适应当时国家政治与社会统一的现实。

而真正的以兼容百家进而达到思想统一的史学家始于司马谈、司马迁。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为王朝的太史，侍从汉武帝左右，司马谈任太史令几近三十年，负责皇室的图书整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搜集到的许多资料进行了整理，准备撰写《太史公书》，但因身体的原因，终于没有完成，临死之际，他叮嘱儿子继承父业，“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司马谈卒后三年，司马迁接任太史令，并开始写作《史记》。《史记》写作的指导原则，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交待得十分清楚：“《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虽是他对诸子百家学说本质的总结，但也表明，他要做的史学著述，就是要通过历史的统一实现学术的统一。

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学，研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对司马迁以后的治学道路及《史记》的成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写《史记》以黄帝开篇，寄寓了他对大一统政权的拥护和向往，对大一统政权地位的深刻认识。在他的笔下黄帝是集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10]。黄帝又是中原华夏民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再是蛮夷，而是华夏共同体的一员，他们与中原汉族人民一起创造了华夏礼乐文明，这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是由司马迁第一次提出的。司马迁虽然反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但是他对国家的统一却坚决支持，在《张骞传》《司马相如传》《西域传》《西南夷列传》中热情地赞扬了张骞凿空，司马相如通西南夷，西域各国与汉中央的各种交流活动，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充满了信心、希望和热情。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肯定了匈奴与华夏族的同根同源，同时反对长期的对匈战争。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时代，汉武帝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来建构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因为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从而加深了后世人对集权制度的理解。

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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