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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与天人感应: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成果

【摘要】:(二)《天人三策》与天人感应以天人感应为内容的神学目的论,向来被看做是董仲舒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还对自己所提出的道作了说明:“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道”,我们从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强调“治乱废兴在于己”,也是“天人感应”的秘密所在。

(二)《天人三策》与天人感应

以天人感应为内容的神学目的论,向来被看做是董仲舒最主要的思想特征。

在对策中,董仲舒引《春秋》为依据,提出:“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叻;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勉强之谓也。”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还对自己所提出的道作了说明:“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

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天人关系及道的说法。

此后历代学者对此说作过无数的解释,仁智之见迭出,但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还是最重要的。

董仲舒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

汉武帝即位后,他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统治思想的选择,这是他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汉初以黄老思想作指导的政治运作积累了许多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特别是分裂势力的日渐形成,对汉政权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二是国内官僚地主商人势力的结合,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这对国家来说是一潜在的威胁;三是汉初对匈奴的妥协政策,使匈奴势力日益坐大,边疆危机更加严重;四是以诸侯王国根据地而形成的地方学术中心,因其势力的膨胀,对皇权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因此建立一个集权的、大一统的中心就成为时代的需要。

汉武帝寻求的“道”,也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所由适于治之路也”。

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为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将他那个时代人们关于社会与政治,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理论,即天人理论作为依据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因此服从天意,按照天的意志去行事是没有错的,这是他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最高认知水平。(www.chuimin.cn)

那么这个有知、有觉的天,究竟给汉朝统治者指示了一条什么样的“适于治之路”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即通过仁义礼乐的教化之路,“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他认为只有贵贱有等、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社会才能保持稳定,而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推行礼乐教化。在《对策》中,董仲舒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教化可以使奸邪禁止,教化废则奸邪并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对策》)

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道”,我们从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强调“治乱废兴在于己”,也是“天人感应”的秘密所在。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多被后人曲解,把它说成是一种迷信,说成是神道设教,我认为这是没有理解董仲舒上书原意而造成的。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来说服当代统治者,尽管在他的对策中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他讲到帝王的受命,一方面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另一方面又说:“周公曰:‘复哉复哉。’(关于此句颜师古注说:“周公视火乌之瑞,乃曰:‘复哉复哉!’复,报也,言周有盛德,故天报以此瑞也”,亦见今文《泰誓》)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性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并不矛盾,前者只是铺垫而已。董仲舒在这里借用上天的权威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常用的手法,这一点在殷周时代曾被人们广泛地使用来指导当时政治,但最终的目的,还是落实到要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施行德治与仁政。因为在专制皇权下,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能限制他们不能胡作非为,唯一的力量,只有天神,这种披着迷信外衣的“天人感应”或者“谴告说”,在当时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应当被全面抹杀的。

因此推行教化,实行德治,是统治者实现统治目标,取得安宁之术的主要手段。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推行教化的具体措施,董仲舒认为就是要兴办太学,兴办郡县学,通过教育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他建议汉武帝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对策》)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设博士弟子员,促进了西汉长安经学的繁荣,而开科取士,使汉代官僚队伍的素质有了根本变化,“彬彬多文学之士”,官吏的执政和行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