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人三策》与天人感应以天人感应为内容的神学目的论，向来被看做是董仲舒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还对自己所提出的道作了说明：“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道”，我们从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强调“治乱废兴在于己”，也是“天人感应”的秘密所在。......
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探讨《天人三策》与儒术独尊
【摘要】：汉武帝的诏书下达之后，董仲舒三次做了回答，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也称为《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在长安经学史上是划时代之作，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不仅具体地回答了汉武帝的提问，解决了他的“未知所济”问题，而且提出了有关天人关系的重大理论观点，改变了此后儒家的历史命运，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推到了汉代长安文化的顶峰。《天人三策》第一次把孔子抬到了“素王”的地位。
（一）《天人三策》与儒术独尊
汉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诏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武帝的诏书下达之后，董仲舒三次做了回答，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也称为《举贤良对策》。《汉书·董仲舒传》收录了这三篇对策的全文。
《天人三策》在长安经学史上是划时代之作，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不仅具体地回答了汉武帝的提问，解决了他的“未知所济”问题，而且提出了有关天人关系的重大理论观点，改变了此后儒家的历史命运，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推到了汉代长安文化的顶峰。
《天人三策》第一次把孔子抬到了“素王”的地位。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鼻祖，但孔子生前在政治上并不得意，他曾经周游天下，企图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去说服诸国君主，但却到处碰壁，他形容自己的处境，累累如丧家之犬。
孔子在他的时代，虽未受到统治者及社会的关注，但在他的身后，在后世儒家学者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却逐步被抬高。他的学生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9]到了孟子那里，孔子的形象更为高大，“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0]。在孟子眼中，孔子已成为出类拔萃的圣人。
孔子成为圣人和普遍的崇拜对象，这当然与孔子思想学说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提倡礼制，是因为他亲自经历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向往三代礼制和那个黄金时代稳定而有序的生活，孔子的想法其实也正是汉初各个阶层人们的愿望。孔子提倡仁，仁者爱人也，经历了秦代严刑酷法，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汉代人希望当政者实行德治，更希望统治者能重视人民，重视人的价值，能普遍地推行人道。在人际关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平等思想更合乎汉代的人情道义。
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苦，孔子的这些思想理论无论是对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而言，都极具现实意义和价值。孔子的被推崇，是汉代历史的需要。(www.chuimin.cn)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出现转折，每当人们困惑于现实之际，总是希望从传统中去寻求答案，总是要借鉴于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元光年代，汉武帝在诏书中多次强调他“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11]，董仲舒正是从这点出发，对汉武帝提出的这个时代课题给予了解释。
董仲舒解答这个时代课题的出发点和理论渊源就是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
董仲舒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之一是礼乐。他认为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年，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因此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一直是孔子所提倡者。因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孔子又是仁政和德教的倡导者。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风必偃。”因此，董仲舒认为在上者必须施行德政，因为“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治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汉书·董仲舒传》）孔子认为行德政关键在于上层统治者，统治者是起决定作用的，孔子这个观点提出的理论基础植根于春秋时代以来的以民为本思想，孔子在其著作中谈论最多者就是“仁”，《中庸》讲：“仁者，人也。”春秋时代是封建贵族政体的一个解体时代，人的社会地位，人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人的觉醒和人的被解放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在《颜渊第十二》中还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勿怨。”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孔子对人格的尊重，而且民族平等的思想也十分惊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歧视在孔子这里竟被抛得一干二净。
尽管孔子没有能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执政者，但他在学术及思想理论方面的远见卓识，却无人企及，无人可与之比肩。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把孔子的地位提高到与尧、舜、禹这些“王”同等的身份，于是以孔子为“祖先”的儒家学说独尊就获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依据，有了任何学说也难以相比的崇高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一持一统，法治数变，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个主张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被班固概括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则变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从此之后就成为定谳。
其实，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及《汉武帝纪》中，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这样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实，从整个汉代思想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得到的印象也只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2]
事实说明，董仲舒所构建的哲学理论，是从现实社会的政治需要出发，兼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以《春秋公羊说》为主体的新的儒学阐释体系，他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说有着很大区别。
如果要说“独尊”的话，主要是春秋学，而在《春秋》三家中，主要是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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