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世致用汉代经学家对于《六经》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先王安国治邦之术的阐释来服务于当代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世致用。汉代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及史学著作,也是以经世致用作为其最终目的的。[15]司马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就是为后王制法,为后世作则,这种把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023-11-28
从先秦时代萌发的经学思想,在汉代进入了它的确立时期。所谓确立,指的是经学思想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经学的经典著作被立于学官并成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的载体。
在汉代,经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而且充满复杂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学思想的逐渐被认可,而且还包括了经学内部的斗争,通常人们用三大思潮(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来表述,但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单,其实在每个阶段,经学及经学内部的斗争也是相互交叉,互为表里的。
汉代的五经是中国先秦时代文献资料的集成,它几乎涵盖了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从西周时代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对经学一些内容的研习和阐释,虽然我们尚不能以经学去命名它,但其中所包含及反映的思想已与汉代经学思想相当一致了,例如关于德和德治的思想在西周初年的文献中可以说是无处不见,一个强大而自恃有天命的强大殷王朝,一旦之间便毁于一个蕞尔小国的周人之手,使人们意识到天命的靡常,那么决定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周人提出了一个“德”的概念。《尚书·召告》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说是要用德来祈求得永久的天命,因此在《尚书·周书》中反复强调君主一定要敬德、明德、用德。《尚书·君奭》:“嗣前人集明德”“其汝克敬德”;《尚书·多方》讲:“克勤用德”;《尚书·召告》劝“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但用德只是统治手段的一个方面,周初人还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尚书·康诰》讲:“丕显孝文王,克明德慎罚。”《多方》也讲“明德慎罚”,他们认为这才是治理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洪范》重在天人关系的阐发,特别是此中提到的“五行相生”“五德终始”说及关于宇宙构成探讨,直接导致了汉代天人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对汉代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而肯定地讲:“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这样就轻易地将五行思想与政治挂上了钩。将原本原始质朴的含有唯物因素的哲学思想变成了唯心的神学哲学。(www.chuimin.cn)
当然《洪范》所涉及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如人际关系、历时岁日、占课卜筮等都在其学说之内,这些都为汉代经学提供了许多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时代的哲学思想确是汉代经学思想的源泉,这还可以从汉初诸多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思想与政治关系的探讨上明显地看出来。
当然经学思想的发生还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学术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
秦王朝以强大的武力,横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对攻守异势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认识,一味地推行法家路线,迅速导致这个建立只有十五年的国家灰飞烟灭,这对汉初统治者来说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他们不仅仅只是需要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如何使新建立的汉朝国家能长治久安,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急需要从理论上来对实践问题进行讨论,寻求适合于对这个庞大而辽阔的国家进行统治的思想,而真正能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能够从历史传统中探求未来出路的只有儒家思想学说。
时势造英雄,复杂的历史、现实的困境、对未来前途的探索,这个时代重担就自然地落在了汉初那些政治家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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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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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在以后的刀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
20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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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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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从此,政治平等的原则跨越大西洋,进入美洲大陆,北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继续发展这种平等观。显然,基督教的平等意识,特别是清教徒所坚持的平等观,在宪法这两部分的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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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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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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