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其中五次都是指关中。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培养目标与价值
【摘要】：汉王朝设立中央与地方学校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非常明显，这种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并不利于中央集权社会的长期稳定。于定国以《春秋》经义处理案件，获得了社会的极高赞誉。经学教育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官吏队伍素质的提高和执政能力的加强上，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突现了长安经学的自身价值。
古今中外，教育的目标和本质都在于培养人。汉王朝设立中央与地方学校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汉武帝即位不久，便表现出对于人才匮乏的忧虑，《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说：“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
董仲舒非常了解汉武帝的思想、用意，针对汉武帝的提问，提出了有关养士的思想。自此之后。以太学养士也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
以太学养士在汉武帝时代实行并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和传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在公私教育中都强化了“法”的地位，强调了“法”在培养人才，规范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伪，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31]。
因为秦朝十分重视对这些推行“法”的吏的培养，甚至提出了“以吏为师”的规定，结果因“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32]。
非常明显，这种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并不利于中央集权社会的长期稳定。
“以吏为师”的培养人才方针，给后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官吏队伍素质的低下，使国家政治机器运转矛盾迭出，社会矛盾加剧，在汉代甚至还造就了一大批“酷吏”。
于是“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汉书·武帝纪》），通过经学教育来培养官吏，改变官吏队伍的素质就成了迫切的需要。
太学在设置之初就将经学学习与“利禄之途”结合起来，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官吏目标非常明确。
从昭帝以后，太学的规模不断被扩大，《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王莽执政后，太学学生人数甚至达到一万人以上。
汉代通过经学养士培养人才，效果十分显著，特别是最重要的执政宰相，几乎全部由儒学之士来担当，“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醖藉可也”[33]。而各级官僚队伍也“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代以经学培养官吏，大大提高了官吏队伍的儒学水平，提高了官吏的执政能力，很多官吏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注意通经致用，如张汤为廷尉“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傳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34]。于定国以《春秋》经义处理案件，获得了社会的极高赞誉。当时人传“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怨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35]。经学教育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官吏队伍素质的提高和执政能力的加强上，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突现了长安经学的自身价值。
【注释】
[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
[2]陆贾《新语》。
[3]《汉书》卷六《武帝纪》。
[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5]卫宏《汉旧仪补遗》卷上。
[6]《汉书》卷一○《成帝纪》。
[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
[8]陈蔚松《汉代考选制度》崇文书局，2002年4月第1版。
[9]王充《论衡》卷二八《书解》。
[10]《汉书》卷二《惠帝纪》。
[11]《汉书》卷八八《儒林传》。(www.chuimin.cn)
[12]《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13]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14]应劭《汉官仪》卷上。
[15]《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16]《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17]《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18]《汉书》卷五四《翟方进传》。
[19]《东观汉纪》卷一《世祖光武皇帝》。
[20]王肃《尚书注》。
[21]郑玄《尚书赞》，孔颖达《书疏》引。
[22]刘起
《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1版。
[23]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
[24]陈灃《东塾读书记》，三联出版社，1998年6月北京第1版。
[25]《隋书·经籍志》。
[26]王素《河北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7]《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28]《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师古注。
[29]《汉书》卷五八《儿宽传》。
[30]《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师古注。
[31]《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引自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1版。
[32]《史记》卷一○二《张释之传》。
[33]《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
[34]《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
[35]《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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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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