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世致用汉代经学家对于《六经》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先王安国治邦之术的阐释来服务于当代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世致用。汉代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及史学著作，也是以经世致用作为其最终目的的。[15]司马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就是为后王制法，为后世作则，这种把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汉代《礼经》相关内容解析
【摘要】：（四）《礼》《礼》是《仪礼》《礼记》《周礼》三者的合称。三者之中，《仪礼》与《周礼》是经，《礼记》是记，是对经的解说。汉代人说的《礼经》一般是指《仪礼》言。《汉书·艺文志》称《礼经》十七篇“亦即今十七篇之《仪礼》也”。这一点可由《史记·儒林传》得到证实。《仪礼》的正式定名应当在郑玄传《周官》及《礼记》四十九篇之时。
（四）《礼》
《礼》是《仪礼》《礼记》《周礼》三者的合称。三者之中，《仪礼》与《周礼》是经，《礼记》是记，是对经的解说。
《礼》学在汉代特别受重视，这是因为礼对于规定个人行为，整合社会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汉书·礼乐志》讲得非常清楚：“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亡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行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汉代的礼学教材主要是三礼。
《仪礼》：汉代《仪礼》计有三种版本，一为戴德本，一为戴圣本，一为刘向《别录》本。
汉代人说的《礼经》一般是指《仪礼》言。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史记·儒林传》谓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之《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称《礼经》十七篇“亦即今十七篇之《仪礼》也”。这一点可由《史记·儒林传》得到证实。《史记·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为太常诸生共定者，咸为选首。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因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
因此，长安经学中的《礼学》教学，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礼经》，一个是礼容，《礼经》传授的是书本知识，即礼的文本及经传、章句；而礼容则是礼仪的实践，也就是所谓的“颂貌威仪”之事。
《仪礼》的正式定名应当在郑玄传《周官》及《礼记》四十九篇之时。
《礼记》：关于《礼记》的成书，唐人陆德明在氏著《经典释文·叙录》中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其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依陆德明的说法，《礼记》非出一人之手，而是由历代学者，先后损益，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www.chuimin.cn)
《隋书·经籍志》则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捡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这两处记载互有出入，但却都谈到了《礼记》一书出自孔门弟子，而经过后来学者的多次损益，至戴德、戴圣时又从二百多篇中先删削成《大戴记》，再由《大戴礼》删定为《小戴礼》，经汉末郑玄、马融的整理补充而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
但比照今本《大戴记》与《礼记》，我们看到二者重合的地方很少，所以说《礼记》是由戴圣删削《大戴记》而成显然难以说通，应当说戴德、戴圣是分别从这二百多篇中，各自根据己意损益而成了《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而《小戴礼记》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后经马融与郑玄之手而成的《礼记》。
实际上从战国以来，就有许多学者在研习《礼》的过程中，不断地根据现实社会需要及个人对礼的理解，写下了许多关于“礼”的所谓“记”，例如上述的《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等都是这类著作，这些“记”中所记载的关于明堂、郊记、丧葬、婚姻、朝觐、封禅、庙制、宗法、礼仪等制度也恰恰迎合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于是便有了《礼记》的问世。
《周礼》：也叫《周官》或《周官经》。关于其成书及流布情况，唐人贾公彦的《序周礼废兴》有这样的说明：“《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鞅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时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王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秦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
贾公彦的这段话，出自于汉人马融《周官传说》，而所述当代事自然可靠。
对《周礼》一书，后人有认为出自于战国人之手，甚至有怀疑是王莽、刘歆等人的托古改制之书，但《周礼》一书反映的许多制度，诸如封建、井田、婚丧等却是周人曾有过的事实，所以宋人张载、朱熹等人都对《周礼》一书表示了肯定。
张载说：“《周礼》是得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盖盟诅起于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所谓‘国将亡，听于神’，盖人屈抑无所伸故也。……则盟诅决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经学理窟》)
朱熹认为：“《周礼》是周公遗典也”“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朱子语类》卷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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