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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教学内容详解

【摘要】:汉代长安无论是太学、郡县学,还是私学,其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以经学为主。董仲舒认为必须实行德治,必须重建以三纲五常为纽带的新的社会道德秩序,而建设这种秩序的手段就是实行教化。长安经学的教学内容除受神学化影响而外,谶纬、阴阳五行学说对之影响也颇大。可见其与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把阴阳五行说渗透到汉代经学教学内容中去的亦是董仲舒。

三、长安经学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随着国家政治教育制度而变化的。汉代长安无论是太学、郡县学,还是私学,其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以经学为主。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经学,主要指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由于是口耳相传并用汉代隶书记录下来的先秦儒家典籍,经师往往依据己意解经,是他们为阐述自己治国理政理念并迎合统治阶级政治需求而创立的新说,经学与经文的脱离及具文饰说倾向十分严重。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乘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弛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当然情况还不仅仅如此,汉代经学因要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所以经学的神学及谶纬化便不可避免。

经学的神学化源于董仲舒,董仲舒以《春秋》及《公羊传》为其主要理论根据,在此基础上改造并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其神学化倾向十分明显,在《天人三策》中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次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他甚至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人和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天所生成,在《为人者天》篇中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更为荒唐的是在《人副天数》篇中竟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三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这种把天看成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神学论思想,比起他推崇的先圣孔子来说,显然退步多了。

在政治思想上,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当施行德治,在《天人三策》中,他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董仲舒的这种德治思想与汉初对秦亡反思的思潮应当是一致的。针对秦亡的历史教训及汉初的承秦而治,他认为汉代统治者应当进行“更化”,“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鼓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鼓也。”如何进行更化?董仲舒认为必须实行德治,必须重建以三纲五常为纽带的新的社会道德秩序,而建设这种秩序的手段就是实行教化。他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走天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任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而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他建议汉武帝兴学养士,“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

长安经学的教学内容除受神学化影响而外,谶纬、阴阳五行学说对之影响也颇大。(www.chuimin.cn)

关于谶纬,《说文》:“谶,验之,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曰谶。”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谶实际上多指谶言,也就是神秘的预言。纬是针对经而言的,《释名》:“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可见其与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刘勰《文心雕龙》说“纬之成经,其犹织综”,所以在对经的理解和阐释上,纬的价值也绝不可轻易地抹杀。

把阴阳五行说渗透到汉代经学教学内容中去的亦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乘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槛中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

以上简要地叙述了汉代长安经学教育内容的一些特点,下面分述汉代长安经学教育所用教材的情况:

汉代经学教育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孝经》及国家所立博士撰著的传说、章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