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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长安太学学生数量与教育普及
【摘要】：（三）长安太学的学生长安太学学生的来源，一是由中央的太常选择，即《史记·儒林传》讲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而太学学生的人数也因此不断扩大，自汉武帝时的五十人，到汉成帝时已增加到三千人，汉末长安太学的学生已超过上万人。长安经学教育的普及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经学研究和教育的本身，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政治导向及道德价值、风俗教化的价值取向。
（三）长安太学的学生
长安太学学生的来源，一是由中央的太常选择，即《史记·儒林传》讲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郡县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是和太常选择不同的学生，所以称为“如弟子”。是由地方基层组织层层严格挑选，在地方向中央上计时，随上计椽吏一块到长安的。为中央太学选拔学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所以有地方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受到中央纪律处分者，汉武帝元朔五年，山阳侯张当居就因为为太常选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而被完为城旦[17]。
郡国县道选送子弟到长安学习，起初似乎没有什么规定，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公孙弘的建议，郡国县道选送子弟到长安太学学习才著为功令，这应当与汉武帝改制，特别是建立太学制度有关。
郡国县道选送学生至长安学习，史籍中记载很多，如：
《汉书·终军传》：“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师古注：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诣京师）。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
《汉书·儿宽传》：“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
《汉书·杨终传》：“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www.chuimin.cn)
《汉书·萧望之传》：“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郡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
三是主动来太学求学者，如翟方进就曾“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18]。汉光武帝年轻时“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19]。
学生由于来源不同，他们所受的待遇也不同。大概由太常选择的学生，食宿一般由国家负担，其他学生的生活来源则完全要依靠自己或家庭的补助，如上文提到的翟方进，他的学业由母亲织履资助。《东观汉纪》记载光武帝刘秀在长安读太学时“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儿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汉书·孔宽传》）。汉代设太学以养士为主，重在人品与学问，而不计其出身，所以才有许多有志的民间寒士到长安来求学，这也同时体现了长安太学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而太学学生的人数也因此不断扩大，自汉武帝时的五十人，到汉成帝时已增加到三千人，汉末长安太学的学生已超过上万人。
长安除官学之外，私学即民间经学的教授也很普遍，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当时有许多经学大师都在进行着私学的传授：“汉兴，言《易》者自淄川田生；言《书》者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文献中关于西汉时代长安私学的材料比较少，但并不能说明私学就没有发展，实际上正如徐复观先生在氏著《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中所说：“博士们私人教学的徒众，常多于官式教学，影响力之大于官式教学。”礼学专家叔孙通至长安，跟随他的弟子就有百余人；再如梁丘贺，以《易》学教授，匡衡治《齐诗》有许多再传弟子如张邯、皮容等；左咸治颜氏学“徒众尤盛”。这些见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都说明当时民间私学兴盛的情况，到东汉时私学较西汉有了更大的发展，长安私学更盛极一时，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长安经学教育的普及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经学研究和教育的本身，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政治导向及道德价值、风俗教化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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