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长安经学教育的特质及影响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思想和知识来源来说，汉代长安的经学教育与先秦以后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是密切相连的。而乡民则入乡学接受教育。

一、经学的特质与教育

经学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由它的特质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经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知识积累和普遍的道德价值取向，它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秦汉以后两千年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的需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思想和知识来源来说，汉代长安的经学教育与先秦以后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是密切相连的。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当时的教育权利是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他们以“六艺”教授王官子弟，《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艺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即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六艺”。在这里，“六艺”只是六种技能，但作为一种教育，我们绝不可只是将其视为技能训练而已，其实在“六艺”的传授过程中，它就渗透了宗法贵族的礼制和道德教育，六艺不仅仅是才艺、才能是非常清楚的。

六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为贵族子弟，但也在“万民”(即平民)中进行，《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种教育的实施有两种功能，一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后备人才，郑玄注云：“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献其书于王矣”。二是实行普遍的礼乐教化。西周时代的教育机构分为国学（包括大学和小学）和乡校（包括庠、序）。《尚书大传》云：“古之帝王，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年二十入大学。”而乡民则入乡学接受教育。《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数与方名（郑注方名：东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郑注：朔望与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这种教育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诵诗、舞《勺》、舞《象》、射御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诗、舞与礼乐有关，而御射则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技能，礼乐用于祭祀及行礼，射御用于战争，这是因为“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的缘故。

至春秋时代，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已经开始动摇，随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传统道德观念的礼乐的政治作用也开始削弱。《左传·昭公五年》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在春秋时代人们的心目中，礼已不再是神权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而是“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的法宝。

人们思考政治问题，处理各种矛盾，其生活道德观念也与前代决然不同，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我们看到：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死而不朽”的道德理想目标，已经远离了“以守宗祊”“世卿世禄”的追求，而把“立德、立功、立言”看做是忠于国家的最高精神境界，它是历史走向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从这儿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礼的以往的政治功能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破坏已被完全淡化和改变。

上层建筑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同样的反作用，春秋时期，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家庭大量涌现，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也已下移至个体家庭，而个体家庭家长地位的上升，则进一步巩固了小农经济的地位，所以《礼记·内则》才说：“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性，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

对宗子的忠与孝，这种道德观念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www.chuimin.cn)

礼的这种变化和以礼为核心的“六艺”教化也开始被注入了新的内容，西汉时代虽然人们还经常在使用“六艺”的概念，但其内容及本质则与西周时代迥然有异。

贾谊《新书·六术》曰：“《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汉书·艺文志》说：“凡六艺一百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所指都一样。

由《六艺》到《六经》的变化，说明了儒家的《六经》有一个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历史和社会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选择过程，也是儒家学说自身为适应历史和社会发展而自我完善的过程。《六经》就是在周代六艺礼乐教化功能基础上，融合诸子百家学说的结果。

因此，关于西汉长安经学的特质，我们认为：

首先，它是自西周以来至西汉而形成的政治思想统治工具。《礼记·乐记》讲：“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同民心，即通过《六经》教育，使民心同一，来推行其刑政。

其次，《六经》本身也是一个知识系统，《六经》不仅仅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学范畴，同时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

再次，《六经》又是一个丰富的教育资源，从周代以六艺教人，到汉代经学被立为官学，被普及到郡县学校，《六经》取士成为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社会最主要的制度之一。

最后，《六经》在传承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生命特质，《六经》不仅被神学化、谶纬化，而且被实用化。

在汉代，《六经》被认为是孔子一手所删定的，《六经》是孔子为汉治法，《春秋纬》有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六经》的被神学化，与汉代阴阳五行说的流传有极大关系，阴阳五行说起源很早，《尚书·洪范》已有了他的雏形，到了汉代，阴阳五行说更为盛行，它是汉代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宇宙构成观及思维模式。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汉代阐释《六经》的指导思想，《汉书·五行志》论述了这种情况：“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乘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槛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经学被实用化，皮锡瑞说：“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1]这种情况在汉代典籍中比比皆见。

《汉书·平当传》：“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

汉昭帝崩后，“是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夏后）胜，胜对曰：‘在《洪范传》曰：‘皇之不及，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洪范》察变的例证。

由于经学特质所体现的当代政治与学术价值，所以它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汉武帝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开启了经学教育的一个新时代。

汉代长安经学教育的特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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