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西汉长安经学研究中的重要记事特点

（三）《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道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比较，它的记事特点最为明显。换一句话说，《左传》注重于从历史资料(事实)上进行解经和补经，可以说，没有《左传》的记载，司马迁也不可能写出《史记》的各个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正如桓谭在其《新论》中所说：

“《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春秋时期的历史，主要就是通过《左传》才保存下来的。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是根据这些记载来认识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及社会发展变化的。

《左传·昭公七年》说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社会结构和阶层划分未必如此整齐有序，但此事实却向我们展示出当时的社会阶级性质。西周时期实行封邦建国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有严格森严的等级制度，而维系这个等级制度的核心就是宗法制度，当时国家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就依赖于这个制度，所以《左传·桓公二年》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正是这种社会的分层、社会的分化而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引起社会分化，除却分封宗法制及新的经济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它是形成社会分化的催化剂，同样见于《左传》的记载。晋国是春秋时代较早进行改革的国家，《左传·哀公二年》记晋国实行的军功奖励制度：“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舆免。”这个军功奖励制度的实行，催生了大批自耕农，而自耕农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尽管这个时期距离较为完备的秦汉中央集权制还很遥远，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已初现端倪，却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子产铸刑鼎向来被看做是春秋社会变化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左传·昭公六年》：经云：“三月，郑人铸刑书。”铸刑书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信号，是向旧制度的挑战，从反对者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其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叔向在闻知这一事件后，写信给子产说：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其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疆，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左传·昭公六年》）

在这封充满了对旧时代、旧制度、旧文化眷恋的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改革既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左传》所记的这个历史事实，给后人提供了一把认识春秋社会变革的钥匙。

重视和强调礼在维护尊卑等级、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左传》的又一重要特点。

礼是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礼是通过制度、仪式、生活行为发挥作用的，在宗法社会中，礼的作用尤为突出。上至郊祀、宗庙、国与国之间，君与臣、夫与妇、子与父、活人与亡者，礼的应用可以说无处不在，《左传》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和记载尤多；如祭祖，《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若婚姻，则有告庙之礼。《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依礼，娶妇当必先告于祖庙而后行，但郑忽却先迎妇而后告庙，显然不合当时的礼法。如朝聘，杜预《春秋释例》云：“《传》曰：‘朝以正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问朝以讲礼，在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古之制也。春秋之世，文襄之伯，其务不烦，更制三年而聘，五年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虽备此制，迫于事难，君臣交驰，相继于时，或以拜朝，或以殷聘、初聘、报聘，来谓，使而来见，疏数之节，无复常制，皆书有礼者，亦时之所宜也。将求于人，必先下之。故公孙夏谢晋不敏，君子称善事大国也。称朝者两君相见揖让于两楹之间。聘者使问于邻国，必皆使卿，尊君命也。会者讲礼示威。遇者草次相见，二国君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盟者杀牲载书，大国制其言，小国尸其事，珠盘玉敦以承流血而同歃。地主致饩，侯伯致礼于其国都，则主人与于盟可知。故称客而不复称主，盟于齐，盟于宋是也。”

春秋时期王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这种朝聘是相当频繁的，其中礼节之繁缛在礼书中也多有记载，朝聘之礼实行的目的何在？正如杜预所讲在于“征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即通过朝聘之礼，实现“天下一家”的目的，在于消弭矛盾，构建一个以礼约束而团结和谐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左传》中关于礼的实践、记述也较多，即使兵戎相见，仍要礼仪为先。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鞍之战中，齐国兵败，晋国将军韩厥追上了齐顷公的战车之后：“韩厥执縶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左传·成公十六年》还记载了晋楚鄢陵之战中的一个故事。

在这次战斗中，晋国将领郤至多次与楚共王在前线相遇，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仍然以礼相见：

“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靺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榖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这种后世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却在雍容以礼的情况下上演了，由此可见礼在当时社会上被看重的情形。

《左传》产生的时代，应该说是人的一个觉醒而被看重的时代，虽然社会被分层为严格的尊卑等级层次，但人的价值却愈来愈被重视，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左传》所体现的又一特色。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君文公为迁都之事曾征求大臣的意见，当时太史认为如果迁都将有“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后果，但邾文公却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以此可见对民之重视，在春秋社会剧烈的变动中，不管是社会哪个阶层，都已经认识到“以民为本”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民不仅是国家兵役的承担者，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者，而且民心所向也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先秦时代视神为最高至尊不同，民的地位已被抬高到很高的地位。《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随国季梁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从重神而到“以民为本”的思想转变，说明历史的进步。

在长安经学中，《左传》虽然立于学官的时间最晚，但《左传》在此之前已有广泛的流传。

前面已经提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关于《左氏春秋》的写定应在孔子去世后不久，汉以前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杜预《春秋序》孔颖达《正义》引刘向《别录》记载说：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苟卿；苟卿授张苍。”^[22]

关于西汉的传承及传授情况，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www.chuimin.cn)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授。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由以上情况来看，《左氏》在春秋末年已经写定，在战国时开始有了明确的传授，但在前期似乎与经学中的许多著作一样，只是停留在口耳相传的层面上，到铎椒及虞卿时方有《抄撮》的本子，而在西汉的流传应当有了定本。而且这时的流传也还只限于民间。

汉哀帝时，刘歆继承父业，复领五经，在此前校理中秘书时，他看到了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古文《春秋左氏传》。《汉书》本传讲“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

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正式向朝廷提出要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但当时朝廷中有两种意见，于是哀帝下令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但诸博士都不肯置对，为此刘歆专门给诸博士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叫《移书让太常博士》，刘歆的目的是要把《左氏春秋》立于学官。但招致了当时执政的龚胜、师丹等人的坚决反对，说他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哀帝从中进行了调停，也替刘歆进行开脱，说他只是“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23]但刘歆还是退让了，出为河内太守，因汉朝有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制度规定，又先后徙守五原、涿郡等。

王莽执政后，刘歆重新得到启用，《左氏春秋》在平帝朝终于被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好景不长，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左氏春秋》的研究又陷入困境。《左氏春秋》的再度辉煌，已成为东汉时代的事情。

长安经学《左氏春秋》的传承、传授情况是：

第一阶段：张苍。《汉书》本传：“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苍得陈余。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复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苍为计相时，又绪正律历，因为高祖是十月至霸上而秦又以十月为岁首，故因循未改，又推五德之运，认为汉当水德，又吹律调令，比定律令，所以汉代凡言律令者，皆出自张苍，苍又传《左氏春秋》，有著书十八篇，讲阴阳律历事，孝景五年去世，谥曰文侯。

第二阶段：

贾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事张苍，明《左氏春秋》。汉文帝时，召以为博士，当时年纪最小，每有诏令议下时，诸老先生未能言，而贾谊尽为之对，很受文帝赏识，超迁至太中大夫。拜梁王太傅，数年后梁王坠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一年之后去世，死年才三十三岁。有《治安策》等留世。

张敞：《汉书》本传：“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也。祖父孺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敞后随宣帝徙杜陵。……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纯用诛罚，以次能自全。”

张禹：字长子，清河人，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后荐之于宣帝，征为待诏，未及问，会疾死。

第三阶段：

贯公：贯公，赵人，从贾谊学《左氏春秋》为河间献王博士。

张吉：张敞子，传父业。

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事蔡千秋学《谷梁》，为《谷梁章句》十五卷，又从张禹学《左氏春秋》，宣帝时，以儒术进拜议郎。

第四阶段：

尹咸：尹更始子，家世传学，官至大司农。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事迹见《春秋谷梁传》的传承与传授。

第五阶段：

贾护：字季君，黎阳人，哀帝时待诏为郎。

刘歆：字子骏，刘向少子。《汉书》本传说他“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有《移书让太常博士》，但遭当时执政龚胜、师丹诸人反对，终未能成功，王莽当政后，歆被重用，由是《左氏春秋》才被立于学官。

第六阶段：

陈钦：字子佚，苍梧人。官至将军。

第七阶段：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汉书》本传说他“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后以外戚身份辅政并取代汉政权。王莽执政，提倡《周礼》并立《左氏春秋》于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