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春秋谷梁传》及其与《公羊传》的关系

（二）《春秋谷梁传》

和《公羊传》相同，《谷梁传》也是以作者的姓氏作为书名的。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谷梁传》或《谷梁春秋》的最早记载及传承传授见于《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诏《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公羊》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由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谷梁传》在解释《春秋》经文上与《公羊传》有着相同的地方，两者都以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所以为汉代统治者所重视。《谷梁传》在汉宣帝时被立于学官。

由于《谷梁传》与《公羊传》在解释经文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因而后人有认为二书同出于子夏，或认为《谷梁传》晚出于《公羊传》，有抄袭之可能。这些说法的可能性都不大。二传同出于子夏，于今已无从可考，我们认为这是《公》《谷》二传为了抬高儒学地位而独自标高者，抄袭之说不能成立的原因更多。据沈玉成先生的研究，他认为“大多数学者都据此而以为《谷梁》后出并袭用了《公羊》之证。那么，何以见得不是《公羊》袭用《谷梁》呢？这又是由《谷梁》本身可以证明的”。他举了两条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一《隐八年》经‘无侅卒’。《公羊传》：‘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仕。’《谷梁传》‘无侅之名未有闻焉。或曰隐不爵大夫也，或说曰故贬之也’。所谓‘未有闻也’即说经者没有听到过老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两个‘或曰’则是师门以外的异说，这是汉儒严于师法家法的具体例子之一。第二个‘或曰’，显然是指《公羊传》之说。二《庄三年》五月经‘葬桓王’。《左传》‘葬桓王，缓也’。《公羊传》：‘此未言有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谷梁》曰：‘传曰，改葬也。……’周桓王死于鲁桓公十五年，至此已经七年，而《春秋》书葬于此年，所以《左传》解释为缓葬而《公羊传》解释为改葬。哪一种说法符合事实，可以不论，《谷梁传》所书‘传曰’则显然是指《公羊传》。”

他又说：“问题还不仅如此，《谷梁传》中还有反驳《公羊传》的文字。”他列举了《宣十五年》的一条例证即对经文“蝝生”的解释：

《公羊传》解释说：“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辛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谷梁传》的解释则是：“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

沈先生认为：“二传的解释是续上一条经文‘初税亩’而来的。初税亩是春秋时代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一件大事，从《春秋》学家到现代史家无不论及。《公羊传》的意思是说，发现有蝝，无需记录。之所以记录，圣人之意在于说明上文‘初税亩’变古易常，上天仅仅示以儆戒，没有给予更大的惩罚，岂非幸运，所以宣公应当立即改变这一错误的制度。《谷梁传》‘非税亩之灾也’，分明针对《公羊传》的‘上变古易常’而言。”很显然，《谷梁传》并不是以《公羊》的是非为是非。

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说《谷梁》抄袭《公羊》说，显然不能成立。^[18]

《谷梁传》与其他两传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解经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郑玄曾论《春秋》三传之优劣时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郑玄评论《左》《公》二传未必完全恰当，而说《谷梁》善于经却有一定道理。

《谷梁》的善于经是针对《谷梁传》忠实于经，科学解经的方法而论，同时也是对《谷梁传》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的肯定。

《谷梁传》记载《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其传云：“莒无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获之目之也。内不言获，此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绐。绐者奈何？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

《谷梁传》的这段记载，不见于他传。再如关于晋献公末年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的故事也都要详于其他二传，又如《谷梁》“陨霜不杀草”之传，亦为《公羊》所不传。《谷梁传》中多有引先秦百家之语，这些都是《公羊传》所不具备的，说明《谷梁传》的作者有意无意地保存下来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谷梁传》的最重要特点，当然还在于《春秋》经义的发挥，即通常所说的微言大义。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这一特点在《谷梁传》中多处都有体现：《桓公八年》，经文云：“夏，五月丁丑，烝。”传文说：“烝，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志不敬也。”这里的黩是亵渎的意思。烝，本是在冬天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现在却放在夏季来进行，记载这件事本身是在说明不敬重祭祀。在中国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对祭祀的亵渎，就是不敬。

再如文公二年，经云：“丁丑，作僖公主。”传文曰：“‘作’，为也，为僖公主也。立主，丧主于虞，吉主于练，作僖公主，讥其后也。做主坏庙有时日，于练焉坏庙。坏庙之道，易檐可也，改涂可也。”

“作僖公主”，一句话引发了大段的议论，这就是发挥经义，也就是要阐发的大义。“做主”虞祭阶段用桑木制成丧主，练祭之后则要改为栗木而成为吉主，制作神主都有规定的时间，不是随便就可作为的，这里是“讥其后”，是因为僖公去世至此已过去了十五个月，而再作神主已为时过晚，是不符合礼制的。

在长安经学中，《谷梁传》是在宣帝时才被立为学官的，在宣帝之前《谷梁学》还是在民间传授的一家之学，为什么这时《谷梁传》却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呢？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他出生才几个月时，他的祖父戾太子便遭到了巫蛊之祸。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民间度过的，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慈仁爱人”的性格，在他在位期间多次发布的诏书中，都强调：“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19]他所强调的是亲情、宗法。而这也正是《谷梁传》所看重的地方，《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经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强调的是大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下面才对“不言即位”作解释说：“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即承认隐公虽为国君，但因名分不正，所以虽长而卑，这就为此后桓公弑君一事找来了借口，开脱了罪责。但《谷梁传》却非常简单地用“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解释了经文，然后对“不言即位”进行解释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谷梁传》认为，隐公虽然是因为不愿违背父命而即位，但这种做法却有“扬父之恶”之嫌，当然他更不能去让位，因为让位，反倒会“成父之恶”。《谷梁传》对隐公这种忽视“宗法”大义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赞成态度。两相对比，《谷梁传》的做法则更合乎于其时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他“善于经”的地方。

宣帝提倡《谷梁传》，还在于《谷梁传》的解经并不囿于一家之言，前已讲过《谷梁传》的成书是出于众家之手，这是与《左传》及《公羊传》不同的地方，这种集众多人之思想、观点之书，利于人们从中了解“三传”的主旨及进一步探得《春秋》的大义，有利于统治者治道的选择。

当然《谷梁传》的被重视，还缘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昭宣时代，被誉为汉代历史上的中兴时代，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已造成汉王朝经济的严重危机，昭宣时代不仅经济开始复苏，而且文化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五经博士制度的建立为长安经学的发展铺就了一条广阔的大道，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的长安石渠阁议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这次学议上，“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20]。这次会议规模巨大，几乎集中了全国经学研究的所有权威人物，其中心议题是“平《公羊》《谷梁》同异”。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21]。这表明谷梁学的学术价值已得到官方的认可，人们已经不满足《公羊》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

《谷梁传》在长安经学中的传承、传授情况是：

第一阶段：谷梁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引王应麟云：“谷梁子或以为名赤，或以为名俶，颜师古又以为名喜。”而《论衡·案书》则又记为“谷梁寘”。关于谷梁之名，今天已无法确定，后人习惯上多作谷梁赤。(www.chuimin.cn)

第二阶段：申公。《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

第三阶段：江公。《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异同，各以经处事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第四阶段：江博士。江公之孙，名字不详，宣帝时为博士。

荣广：字王孙，鲁人，传江公《诗》《春秋》学。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受《谷梁》。

皓星公：鲁人，从江公学《谷梁》授蔡千秋。

第五阶段：荣广一系所传。

蔡千秋：《汉书·儒林传》：“沛人，字少君。从荣广受《谷梁》学。又从皓星公学，宣帝时，其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其为谏大夫给事中，后因过左迁平陵令。后帝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选郎十人从授。”

周庆、丁姓：周庆字幼君，丁姓字子孙，皆梁人，从荣广受《谷梁》学。宣帝时征二人待诏保宫，使卒受十人。十余岁皆明习。石渠会议与《公羊》学家平议，议三十余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丁姓官至中山太傅。

江博士一系所传：

胡常：清河人，从庸生学《尚书》，尹更始受《春秋左氏传》。又从江博士受《谷梁》，甚明习，官博士至部刺史，别为胡氏学。

刘向：见上述。

蔡千秋一系所传：

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从蔡千秋受《谷梁》，有《谷梁章句》十五卷。宣帝时，以儒术拜议郎。

丁姓一系所传：

申章昌：字曼君，楚人，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

第六阶段：胡常一系所传：

萧秉：字君房，梁人，王莽时为讲学大夫。

尹更始一系所传：

尹咸：更始子，家世传学，官至大司农。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楚人。《汉书》本传说他“家世微贱，……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侯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遂迁丞相司直，京兆尹、丞相，封高陵侯。绥和二年春，以荧惑守心，受到谴责，自杀。翟方进通《谷梁》学，曾从尹更始问学。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汉成帝时因明经通达，受王根推荐，官五官中郎将。

梅福：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成帝时王凤擅权用事，多次上书言：“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为之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己。”

以上是长安经学谷梁学的传承及传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