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的原因和重要性

（一）《春秋公羊传》

根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这是从何休以来直到清儒的说法，徐复观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第一，据《孔子世家》，由孔子至孔安国凡十三代，公羊寿较孔安国应当早一代，但由子夏到公羊寿只五代，这在情理上说得通吗？传中引有乐正子春‘视疾’的情形。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曾子较子夏小四岁，公羊若是子夏的学生，他能引及曾子的学生的故事吗？胡毋生若有一位传授的嫡系老师公羊寿，其年辈约略与申公、辕固相等，而《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岂有知而不言及之理？若为两传所不知，则东汉的戴宏何由知之？第二，现《公羊传》中子沈子曰‘者二’，鲁子曰‘者六’，子司马子曰‘者一’，子北宫子曰‘者一’子女子曰‘者一’，高子曰者‘一’，子公羊子曰‘者二’。七人的解释，都是补充解释的性质，都是在传承中所追加上去的。”因而结论说：“（一）现在可以看到的《公羊传》，系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直接解经之传，方便称之为‘原传’，此可能出于孔子的及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而断乎不出于公羊高之手，否则不会另出现两个‘子公羊子曰’。（二）对原传作补充解释的有七人之多，这便打破了一线单传的妄说。而且时间上必较原传为后，最早也是孔子再传以后的弟子。（三）把原传及七人对原传的补充解释编辑在一起，乃另有其人，而决非出于公羊高本人，否则不会与其他六人并称为‘子公羊子曰’。所以此《传》之称为《公羊传》，乃名实不符的出于为现在所无法明了的偶然因素。”徐先生还列出另一条原因大致谓《公羊传》以其字数之多，口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徐先生的看法应当说是大致不错的。作为今文经学的《公羊传》将其传承源头追至子夏，这与其他经传都说出于子夏有相同的原因，即首先要肯定自己是孔子儒门的正宗，同样在传承过程中必然会有“原传”与补充解释之作，这也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公羊传》最初大概也是口耳相传的，后来才有了著述的定本。

其实早在徐先生之前四库馆臣就看出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说明《公羊传》确实是集众多经师之说而纂集的，并非公羊一家之言。

《公羊传》的思想内容，通过传文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第一，宣扬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维护和宣扬大一统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尊尊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公羊传》竭力维护之。如《庄六年》，经文云：“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传文曰：“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辞也。”这里提到为什么要断绝卫侯的爵位，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周王的命令。这里尊王的倾向十分明确，再如《宣公》元年六月有“冬，晋赵穿帅师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于周？不与伐天子也”。这一年夏天，晋国的赵穿率领军队侵犯柳邑，柳邑是天子的城邑，为什么在这儿不提“周”名，这是宗法有尊天子之意，所以讳言“周”名。

亲亲是宗法制度中重要的道德原则，敬亲，为亲者讳在《公羊传》中表现得也十分明确，《庄公》三十二年条“秋七月癸已，公子牙卒”，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及《公羊传》作者的记事原则，在同条下有这样的说法：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之？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季子之遏恶奈何？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于是从其言而饮之。饮之巫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鸩之？行诛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

这里用大段文字不厌其烦地讲了一件事，即公子牙因预谋篡逆而为公子友处死的事，《春秋》讳言杀而书之“公子牙卒”，为什么要这样写，《公羊传》的说法是：“缘季子（即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因为公子友诛其母兄是一种“君臣之义”，而他不直接杀死公子牙而采取酖杀的手段，是“使托若以疾死然”，把他酖死却说他因病而死，就是要贯彻一种“亲亲之道”。这些在今天来看有悖于常理的事，但却被“亲亲之道”将其神圣化了。这正符合于孔子所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儒家之道。

尊尊和亲亲，是借助政治与血缘结合的原则，来维护大一统集权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公羊传》长于义理的探讨，释经的准确性及合理性是其优长。《春秋》经以言简意赅出名，但正由于言简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较难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羊传》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庄公》元年夏，经文有“单伯逆王姬”，《公羊传》对此事的解释是：“单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称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这里说明的问题主要有：一单伯是本国一位受天子之命的大夫；二为什么不说派遣？是因为是应天子之召；三迎接王姬是为什么？就是要让本国为她主婚。因为春秋时在上层贵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即天子嫁女儿给诸侯，一是要让同姓的诸侯为她主婚，诸侯嫁女儿给大夫，必须要让同姓的大夫为她主婚。

这样层层深入的问答和解释，是《公羊传》最重要的一种文理，《公羊传》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第三，《公羊传》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公羊传》是以阐发经的微言大义而著称的，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它的史料价值。曹刿劫齐侯一事，在春秋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但在《左传》与《谷梁传》中皆无记载，《公羊传》则完整地记录下来，传文曰：“冬，公会齐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于是乎会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这则短小的故事，写了曹刿据理以争，大气凛然，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虽然结下了要挟之盟，但桓公并不因此而结怨于人，以诚待之，在诸侯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以小见大，这也是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根本。《公羊传》的作者记录下这件历史事实，虽重在发扬“诚信”二字，但却为我们后人了解春秋历史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所以后来司马迁便将其直接迻录到《史记》中去。

《公羊传》所记历史事实往往也较《左传》正确，如：《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把季姬说成是鄫子的夫人，“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但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春秋》才书“季姬归于鄫”。须知《春秋》凡记鲁女“归于”的，都是出嫁。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之类，季姬自然也不例外。岂有出嫁在后，归宁在前之理？所以《左传》之误是显然的。杜预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替《左传》弥补漏洞，提出一个“绝婚”“更嫁”之说，用“绝婚”来释“止”，用“更嫁”来释“归”，费好大力气，还是说得很牵强。这就不如《公羊传》轻巧地点明一下：“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已也。”原来是季姬与鄫子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而使鄫子来求婚。这与次年的“季姬归于鄫”便十分合得上了。这只是一个从《春秋》经文可判定《左传》有误的例子。由此可知，《左传》和《公羊传》有歧异之处，不能简单认为《左传》是而《公羊》不可信^[17]。

第四，《公羊传》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宗旨，这是它与其他二传最大的区别，也是《公羊传》最主要的特点，那么这所谓的微言大义究竟是指什么？最早提出微言大义的应当是胡毋生及董仲舒，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何休，何休在《文谥例》中曾提出“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关于三科九旨，余彦疏引宗氏曰：“《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这种提法何休在《公羊传序》中明确称其“略依胡毋生条例”，而胡毋生是汉代《公羊》学派的宗师，可见发明者并不是何休他自己。

以上我们是仅就文本而言，《公羊学》在与其他儒家学著作相比较，它的优势在很多地方还都有不同的凸现。

《公羊传》在长安经学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一个学说的价值突现，关键在于它与当代政治及文化的相适应程度。

《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秦汉之际国家政治及社会转型的需要。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比较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殷周之际与秦汉之际的转型至关重要，如果说殷周之际的转型导致了封建制出现的话，那么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则是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公羊传》为这个社会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所谓的大一统，就是推崇一切统于天子（皇帝）的政治理论。《公羊传·隐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提到的先言王而后言正月，已表明这句话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对王作为至高无上权威的推崇。这种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已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一是长期的分裂战争给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民渴求有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二是春秋战国的分裂阻碍了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交流、需要有统一政权的保护；三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新的权力中心亦在形成。因而统一不仅仅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从历史发展上说有其必然性。而《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理论也恰恰与之相适应。

《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理论，更是适应了汉武帝建立君主专制国家政权的需要。

汉代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国家体制，在思想上以黄老之术为指导，但最终的结果却造成了分裂势力的膨胀，经过文景两代人的努力，政治局面开始稳定下来，但是仍然存在着分裂的潜在威胁，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是诸侯王势力对皇权的威胁，二是匈奴不断制造的边疆危机，这种内外交错的矛盾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治才能解决。

《公羊传》提出的“张三世”变易观，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需要。

《公羊传》中有关历史发展变易的观点，是将历史划分为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也即张三世。对此张三世说，人们的理解虽然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它的阶段性、变易性。汉武帝即位之后，汉代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都有长足的进步，但也积累了许多矛盾。为了巩固君主专制政权，进行改革，特别是体制和经济、文化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公羊传》的这种“变易”思想，为汉武帝的改革提供了历史依据。

《公羊传》的变易史观也为汉武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的诸夏国家向来重视“夷夏之防”，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已逐渐地被冲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思想在《公羊传》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晋楚邲之战，起因于楚庄王伐郑，郑败于楚，郑伯肉袒向楚庄王认罪，楚庄王以礼让人，下令退师，在这里楚庄王得到《公羊传》作者的赞许，表明此前被诸夏国家视为蛮夷的“楚子”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将所谓的蛮夷已提高到了与诸夏国家相等的地位。

秦汉时代，民族的融合已经开始实现，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前提，汉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完成于汉武帝时代，公羊学说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最为显著。

《公羊传》在长安经学的传承传授约略如下：

《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又说“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

以上《儒林传》大略勾勒了长安经学中春秋公羊学的传承与传授情况，细分之则为：

第一阶段：公羊高《汉书·艺文志》：“公羊子，齐人。”师古注：“名高。”他是《公羊传》的创始人。《公羊传》已如前述，最早也是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方由公羊寿及胡毋子都写成定本，著于竹帛。

第二阶段：公羊寿，齐公羊高玄孙。

第三阶段：胡毋生，字子都，齐人，治《公羊春秋》，景帝时官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www.chuimin.cn)

董仲舒：《汉书》本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以贤良对策为江都相。”在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去位家居，专以讲学著述为事，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十余万言，皆与当世政治有关，又有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第四阶段：董仲舒一系所传：

褚大：兰陵人，官至梁相。

嬴公：东平人，守学不失师法，昭帝时为谏大夫。

段中温：广川人。

吕步舒：温人。官丞相长史。

第五阶段：嬴公一系所传：

孟卿：东海兰陵人。从萧奋研习《士礼》，以授后苍及闾丘卿，兼明《春秋》学，以授疏广。

眭孟：字弘，以字行。鲁国蕃人。《汉书》本传讲他“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赢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后因坐说灾异，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被杀。

贡禹：《汉书》本传“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先事赢公，又事眭孟，元帝时为谏大夫。初元五年，迁御史大夫，在位数言得失，上言数十。其定汉宗庙迭毁之礼为元帝所采纳。

第六阶段：孟卿一系所传：

疏广：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书》本传说他“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徙为太傅。

眭弘一系所传：

严彭祖：《汉书》本传：“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东同事眭弘（孟）。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屈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授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

颜安乐：《汉书》本传：“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筦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筦、冥之学。”

贡禹一系所传：

堂谿惠：颍川人。

第七阶段：

疏广一系所传：

筦路：琅邪人，官御史中丞。

严彭祖一系所传：

王中：琅邪人，元帝时官至少府，家世传业。

颜安乐一系所传：

泠丰：字次君，淮阳人。

任公：淄川人，官至少府。

筦路：见上。

冥都：泰山人，官至丞相史。

王彦：爵里未详。

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成帝即位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著《洪范五行传论》。

第八阶段：

王中一系所传：

公孙文：琅邪人，为东平太傅，徒众尤盛。

东门云：琅邪人，为荆州刺史，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

泠丰一系所传：

左咸：琅邪人，师从泠丰习《公羊春秋》，自大鸿胪迁九卿，官至大司徒，甚受哀帝器重。

马宫：《汉书》本传：“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师丹荐宫行能高洁，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见称，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宫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王莽篡位后，以宫为太子师，卒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