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其中五次都是指关中。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中的古文《尚书》研究
【摘要】：（二）古文尚书学和伏生今文不同的是在长安经学中，还流行着一派古文《尚书》学。这个记载除去传说及神话色彩外，班固已明言《古文尚书》较此前流传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古文《尚书》在西汉后期由于刘歆等人的努力，开始被立于学官，但好景不长，随着支持他的王莽的垮台，最终又被取消了。对汉代长安经学中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清代今文经学家几乎全都予以否定，认为全出于刘歆的作伪，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和伏生今文不同的是在长安经学中，还流行着一派古文《尚书》学。
所谓的古文，主要是指秦统一文字之前的籀文和东方六国文字。
西汉长安经学中最早出现的古文《尚书》是《史记·儒林传》中记载的孔子家传本。“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没有记载这《古文尚书》究竟有多少篇，篇名又是什么，所以这就给以后关于古文《尚书》的篇数及篇名留下了很大的争议空间。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古文尚书》源流时则有另一种说法，“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这个记载除去传说及神话色彩外，班固已明言《古文尚书》较此前流传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同书的《楚元王传》也记载了这件事：“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
孔安国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虽未列于学官，但却成为皇家中秘之物，后来刘向便是以这部书来校对欧阳以及大小夏侯的《尚书》经文。
西汉时的古文《尚书》，除孔安国所献孔壁所得之外，还有河间献王刘德所得者。《汉书·河间献王传》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一《尚书》被汉人称作为河间献王本。
在汉代长安经学中还出现过一部伪古文《尚书》，这就是张霸的“百两本”。《汉书·儒林传》记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这部伪书后来被废黜，但其百篇书序却被保留并盛传。
《古文尚书》所增多的十六篇是：
虞夏书七篇：
《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弃稷》（《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尚书六篇：
《汤诰》《咸有壹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
周书三篇：
《武成》《旅獒》《冏命》。
古文《尚书》在西汉后期由于刘歆等人的努力，开始被立于学官，但好景不长，随着支持他的王莽的垮台，最终又被取消了。
长安经学中古文《尚书》的传承情况大致是：
第一阶段：孔安国。其字国，鲁人，为孔子的十一世孙，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为侍中，其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承诏作传，与从弟臧考论古今文义，作《论语训解》《尚书孝经传》，后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又《隋书经籍志》云：安国为五十六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www.chuimin.cn)
第二阶段：儿宽、司马迁、都尉朝
儿宽：见上章。
司马迁：字子长，司马谈之子，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而出游，本初中为太史，天汉三年因为李陵辩白而致腐刑，乃成《史记》。迁曾从孔安国习《古文尚书》，《汉书·孔安国传》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
都尉朝：其爵里著述不详，受业于孔安国。
第三阶段：庸生，名谭，胶东人，从都尉朝受古文《尚书》。
第四阶段：胡常，字少子，清河人。从庸生习古文《尚书》，官至博士，部刺史。
第五阶段：徐敖，虢人，从胡常习古文《尚书》，官至扶风掾。
第六阶段：王璜、涂恽。
王璜：璜字平中，从胡常学古文《尚书》，又从徐敖问学。
涂恽：字子真，平陵人，从胡常学古文《尚书》，又从徐敖问学。
第七阶段：桑钦，字君长，河南人。从平陵涂恽学古文《尚书》。
第八阶段：贾徽：八世祖贾谊，宣帝时自洛阳迁至平陵，从涂恽学古文《尚书》。
对汉代长安经学中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清代今文经学家几乎全都予以否定，认为全出于刘歆的作伪，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首先，对于古文《尚书》在汉代的重出，汉人并未认为是伪书，并不否认他的存在，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明确讲道：“《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现在，时师传读而已。”又说：“拟此三学，以《尚书》为备。”又说“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而且其时今文博士所反对的也是古文经学的不能立于学官，并没有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
第二，根据当代学者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双重证据比较研究，认为，“当我们比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郭店楚简·缁衣》、今通行本《礼记·缁衣》和今通行本《尚书》有关今文《尚书》的文字异同时，我们会发现今文《尚书》部分的文字往往与楚简本相合，而与《礼记·缁衣》本不合，这可以证明今文《尚书》的可靠性，也可以证明汉代确曾有真《古文尚书》面世”。（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
由此可知汉代古文《尚书》是确实存在的，它的经文价值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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