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韩诗》与《诗》名称不同，以韩婴创立命名

（三）《韩诗》

与齐、鲁两《诗》得名不同，《韩诗》是以其创立者韩婴而命名的。

《汉书本传》说：“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韩诗》的传承系统，今依《史记》《汉书》列之于下：

第一阶段：韩婴

第二阶段：贲生、赵子、韩商

第三阶段：蔡谊

第四阶段：王吉、食子公、刘弗陵（汉昭帝）

第五阶段：栗丰、长孙顺

第六节段：张就、发福

关于《韩诗》一系的著作，现依《史》《汉》《儒林传》，并参考刘毓庆先生《历代诗经著述考》，述列如下：

1．《韩故》三十六卷，韩婴撰，佚

见《汉志》，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此韩婴自为本经训故，以别于《内外传》者，故志首列之。或以为弟子作，非也。”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专列《韩诗外传的研究》认为《韩故》与《韩说》为韩婴之孙韩商所集录，可备一说。马国翰有《韩诗故》辑佚三卷。

2．《韩诗内传》四卷，韩婴撰，佚

见《汉志》，《汉书·儒林传》：“婴推《诗》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王先谦《汉书补注》《儒林传》：“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又《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至南宋后，《韩诗》已亡，独存《外传》。”杨树达《汉书管窥》：“王（先谦）氏谓内外传皆韩氏依经推演之词，是也。至谓《韩诗》独存《外传》则非。愚谓《内传》四卷实在今本《外传》之中。班志《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其合数恰与今本《外传》十卷相合。今本《外传》第五卷首章为‘《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云云，此实为原本《外传》首卷之首章。盖内外传同是依经推演之词，故后人为之合并，而独留此痕迹也。《隋志》有《外传》十卷而无《内传》，知其合并在隋以前矣。近儒辑《韩诗》者皆以训诂之文为《内传》，意谓内外传当有别，不知彼乃《韩故》之文，非《内传》文也。若如其说，同名为传者，且当有别，而《内传》与《故》可无分乎？《后汉书·郎凯传》引《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此是杂说体裁，并非训诂，然则汉之《内传》非训诂体明矣。”

刘毓庆先生《历代诗经著述考》说：“《韩诗内传》至宋已亡，《太平御览》等书曾引及之。朱子尝欲写出《文选注》中《韩诗章句》，未果。王应麟为《韩诗考》，亦多遗漏。清儒有《韩诗内传微》《韩诗内传考》《韩诗遗说考》以及数种《韩诗内传》辑本，然仅可资参考，非其旧貌。清儒辑《韩诗》者有卢文弨、杨晨、丁晏、王谟、黄奭、蒋曰豫、宋绵初、阮元、朱士端、陈寿祺、冯登府、龙璋等。”(www.chuimin.cn)

3．《韩诗外传》六卷，韩婴撰，存

《汉志》著录。韩婴关于《诗》的著作，今天但存《外传》且已非全本。按照《汉书儒林传》的说法：“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这应当是一部阐述发挥经义的书，但现存《韩诗外传》的体例却与《儒林传》的说法完全不同，其引《诗》证事的体例近于《新序》《说苑》诸书。《四库提要》说：“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

刘毓庆先生认为：“韩婴之说，今存者仅此《外传》然已非全本。臧琳《经义杂记》曰：‘读其书，少次序，又多杂见于《大戴》《管》《荀》《吕览》《淮南》《说苑》诸书。考《汉志》本作六卷，则今书非韩氏原编，容有后人分并，且以他书厕入者。’《冷庐杂识》卷五亦曾举《文选》李善注，徐坚《初学记》等书所引佚文，而曰：‘盖十卷虽仍《隋志》之旧，而已非全书已。’就性质而言，此亦非解经之作。《容斋续笔》引孔子教子贡三挑阿谷处子之事曰：‘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郑晓《古言类编》曰：‘今《韩诗外传》，大抵断章取义，语涉诙谐，岂是名家？’原良《听潮居存业》曰：‘汉兴，六艺皆得于散绝残脱之余，是无复明先王之道者。竟为群说所熒，各师异见，各自名家。故其时多经师，燕人韩婴与鲁申培、齐辕固，皆以《诗》名。意韩生衍《诗》作《传》，必大发《风》《雅》之蕴以擅专门，乃仅集春秋战国前后故事成语，杂然殽列，以为《外传》，每条之末，仿《孝经》例，足以《诗》词。但引《诗》以证事，而不能引事以明《诗》，亦乌用标以《诗》名为哉？於！稽其所载，与刘向《新序》所载，无大悬殊，輓近王氏之《世说》，焦氏之《类林》，李氏之《初学谭》等书，于史传之外或掛或漏者汇集之，同同异异、先后薪传，皆为《韩传》之续。《韩传》非不典要也，以备采摭则可矣，而托《诗》以名‘传’奚当乎？’梁章钜《退庵随笔》亦曰：‘《韩诗外传》杂引古事古语，而证以《诗》句，实后世诗话之权舆，惟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别有《内传》四卷，则其亡久矣。书中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孟坚称‘三家之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然茧丝卵雏之喻，董江都取之为《繁露》；君群王往之训，班孟坚取之为《白虎通》。精理名言，未始非《六经》之羽翼。’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亦曰：‘予尝谓《外传》词旨虽隽永可味，然在汉人著作中，经术最疏浅。所引大事，尤多乘谬。较刘子政《说苑》《新序》，更不可信。其诠《诗》与《内传》往往不符。盖以意逆志，仅得孟子之一体者也。’《外传》传本较多，今所见最完备者为屈守元先生《韩诗外传笺疏》。因有关《外传》之书，皆无关经义，故以下皆不备录。”

4．《韩说》四十一卷，佚

见《汉志》。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韩诗外传的研究》则认为《韩故》与《韩说》殆皆韩婴之孙韩商为博士时所集录，与王说异。

5.《韩诗翼要》十卷，侯苞撰，佚

关于侯苞其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按，芭，苞字形相近，义亦相通，故自来传写不一。其称侯包者，则又苞之误也。《论衡·案书》有云：‘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则其字铺子。唐王涯《说玄》称：‘巨鹿侯芭子常。’则又字子常，由是知《扬雄传》‘芭’下敓‘子’字，其原文则云：‘而钜鹿侯芭子常，从扬雄居’，下文王邑，严尤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此称子常，即谓侯芭，非但称桓谭。芭不知卒于何时，或亦与桓君山至光武世。所著又有《法言注》，见本志子部儒家类，又有《太玄注》，见王涯《说玄》。今传《太玄》释文，出自侯芭云。”

“今按：侯苞，又作侯芭、侯包。今姑从姚氏说。据《扬雄传》言：扬雄家贫，嗜酒，当时有好事者载酒肴游学其门。侯芭常从雄居，受《太玄》《法言》。扬雄卒，侯芭为之起坟，丧之三年。《艺文类聚》引《扬雄家谍》说：侯芭为扬雄‘负土作坟，号曰玄冢’。《韩诗翼要》今有王谟、马国翰、王仁俊等辑本。”（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

以上为汉代长安经学时代的《韩诗》一系著作。

《韩诗》的整体面貌，我们今天已难以窥知，但从前代人辑佚著作中约略可以看出《韩诗》学的一些个性特点。

首先，与《鲁诗》一样，《韩诗》受荀子思想的影响很深，汪中《荀卿子通论》说：“《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由此可以看出《韩诗》与荀卿子的思想渊源关系。《鲁诗》的讽谏思想在《韩诗》中同样也得到了体现，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列》讲：“夫《诗》三百篇中，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兴观群怨之旨，於斯备焉。其主文而谲谏也，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善恶美刺，盖不可不察焉。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之与《春秋》，固相与维持世道也。子夏序《诗》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虽非专于解经之作，要其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意也。况夫微言大义，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下究万物情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考《风》《雅》之正变，知王道之兴衰，固天命性道之蕴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王先谦对《韩诗外传》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非常妥帖的，如卷一第五章论《礼》引《荀子》“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降（《荀子》作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而亡”而证之以《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说明“礼”对于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又卷三第二十四论季孙之治鲁：“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罪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子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庙，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今窃闻夫子疾之时，则国人喜，活则国人皆骇。以死相贺，以生相怨，非暴而何哉？赐闻之，讬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这里以子产治国的事例来强调儒家仁治的道德力量极具说服力，使季孙氏不得不“谨闻命”。这是《韩诗》的谏诫和用世精神，在对现实政治及人生的关怀中体现了《韩诗》的价值取向。强调礼治、仁治，强调礼的实践意义在《韩诗》中表现十分突出，这恐怕也是《韩诗》流传比较久的原因。

《韩诗》盛行于燕地。燕齐滨海，历来被看做是阴阳五行学说及神秘主义的渊薮，所以《韩诗》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颇多的阴阳气息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如卷一第二十章以事比《诗》曰：“《传》曰：‘天地有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则治，时失则乱。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盷而后能见，八月生齿而后能食，朞年膑就而后能行，三年颅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阳相反，阴以阳变，故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龀齿，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齿，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阳以阴变，阴以阳变。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反施乱化。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诗》曰：‘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太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气阗溢而后阳，时不可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诗》曰：‘静女其妹，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卷七第十九章有：“《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卷二第三十章有：“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详，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这是讲阴阳的。

《韩诗》中还处处洋溢着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九章：“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灭，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宣，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卷三第二章讲：“有殷之时，谷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何物也？’对曰：‘谷树也。’汤问：‘何为而生于此？’伊尹曰：‘谷之出泽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汤曰：‘奈何？’伊尹曰：‘臣闻妖者祸之先，祥者福之先。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眜，弔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谷亡。妖孽不见，国家其昌。《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讲天人感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被儒家奉为“圣典”的《诗》已与神秘的天人感应说联系起来了。

我们知道谶纬神学思想渊源很深，可以追溯到远古“民神杂糅”的时代，但这种“世俗的知识文化系统”，是在汉武帝时代经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之后，才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后台走到了前台。在这个过程中，《韩诗》学的代表人物的作用，他们所提出的思想，不可不谓是先驱，他们对《诗》所作的新的诠释，已开始背离西周以来的人伦道德方向，走向了神学化、神秘化的殿堂，从而为西汉后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