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齐诗》的起源与派别

（二）《齐诗》

《齐诗》的创始人是辕固生。《史记·儒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又《汉书·后苍传》：“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守，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太官，徒众尤盛。”

辕固生曾与黄生论“汤武革命”已如上述，此事不仅表明他是儒家的中坚人物且是汉代今文经学家中第一位敢于反对“家天下”的人物，这一点对此后今文学家强调的“天人合一”“灾异说”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其核心理论。《齐诗》作为齐学中的重要内容，在汉武以后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是与这种思想理论分不开的。

由上述《后苍传》并结合《史记》《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齐诗》在汉代的传授与传承体系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辕固生

第二阶段：夏侯始昌

第三阶段：后苍

第四阶段：翼奉、萧望之、匡衡、白奇、孙氏

第五阶段：师丹、伏理、匡咸、满昌

第六阶段：张邯、皮容、成帝、伏默、伏湛

《齐诗》一系的主要著作有：

1.《齐诗辕氏内传》，辕固撰，佚

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说《汉志》不录，《汉书艺文志拾补》据《汉纪》以载。荀悦《汉纪》卷二五：“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亦作《诗外内传》。”（张烈点校《西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6月）

2.《齐诗辕氏外传》，辕固撰，佚

《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荀悦《汉纪》：“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亦作诗外、内传。”外传有王应麟、丁晏、阮元、朱士端、陈寿祺、冯登府、王谟、黄奭辑录订补本。

《汉书艺文志拾补》引《汉纪》曰：“辕固生作《诗外传》，唯见于此。《艺文志》所谓‘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者，似即指两家《外传》而言，则实有其书也。”刘毓庆先生加按语说：“今按，‘齐诗外内传’之说。”唯见于荀氏《汉纪》，《汉志》不著录。《经义考》、《汉书艺文志拾补》皆据《汉纪》以载。由《韩诗外传》推之，《汉志》所谓《齐杂记》十八卷者，当即辕氏之《外传》，亦即《汉志》所谓“取《春秋》采杂说者”。

3.《齐后氏故》二十卷，后苍撰，佚

王先谦《汉书补注》：“后苍也，辕固再传弟子。”《齐后氏传》，朱一新《汉书管见》：“《儒林传》：后苍字近君。所谓《后氏故》者，盖其徒所推说也。”《汉书·儒林传》：“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由此看来，后苍当是传师说最有力之人物。

4.《齐孙氏故》二十七卷，佚

《汉书儒林传》、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均云《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孙氏未详其名。《齐孙氏故》当为《齐诗》一个流派，故者，训故也。

5.《齐后氏传》三十九卷，佚

《汉书艺文志》著录同条。关于《齐后氏传》的作者，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盖后氏弟子，从受其学而为之传，如《易周氏传》、《书》伏生《大传》之例。”但杨树达不同意王氏看法，氏著《汉书管窥》云：“《韩故》及内、外《传》皆韩婴自著，毛公合故训与传为一，其为一人之作甚明。《鲁诗》则申公有《故》亡《传》，故《儒林传》特记其为训故以教，亡传。由此推论，《齐后氏故》及《后氏传》并出后苍，王云传为弟子从受其学者所为，非也。”

后苍为辕固再传弟子，苍不仅通《诗》而且通《礼》，这是他与辕固不同之处，从后苍授学的情况看，他的学生大多以名显世，这应当是他教学成功之处。他在传经讲授过程中，利用“传”这一体裁是完全可能的，“传”的起源甚早，在《春秋》中这一体式已很被看重，无论是在宴饮、外交或誓盟中常常为人们所用，引用《诗》或现场赋《诗》，往往都是在突破训故的约束下对经义进行发挥，用来说理或者折服对方，在这种情形下，“传”这一体式可以说最具灵活性，最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后苍为《诗》作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云：“传之为体，多征引史实以发明经义，与故稍异而实相辅，故既有《后氏故》，亦可有《后氏传》，皆出一手，并行不悖，故《汉志》兼载之。”(www.chuimin.cn)

《王函山房辑佚书》收录有“后苍撰《齐诗传》二卷”。

6.《齐孙氏传》二十八卷，佚

《汉书艺文志》载。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谓：“前有《孙氏故》，复有《孙氏传》，与后氏之书同例。二体本可并存也。”《孙氏传》与《孙氏故》当为《齐诗》中一个派别。《汉志》中明言，汉初传《诗》者非独三家，故郑樵《通志·艺文略》曰：“后孙之传，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学者知传注之门户也。今之学者，专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也。”又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按：吴陆玑《诗疏》卷后载四家诗源流，于《齐诗》中不及孙氏，知孙氏《故》、《传》在三国时已微。《经义考·承师篇》、洪氏《传经表》亦皆无孙氏。朱、洪二家，但依据《儒林传》，而未参考《艺文志》，故有此失。”

齐后氏有《故》、有《传》，故在于诠释经文，传则在于对经义的体验发挥，二者相行而不悖，这两种形式共存应当是与汉初人解经的风习有关。

7.《齐杂记》十八卷，佚

《汉志》有记载。王先谦《汉书补注》于此说：“此盖下所云采杂说者。”“说”亦是汉人解经的一种方式，《说文解字》：“说，释也。”即对经文的分析与解释，它与训故不同，大概只在于依据经文文本而阐释其大义，重点不在对词句、典制等的解释。而《齐杂记》大概是将众多解经家所作的“说”集合为一编。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按：此与《春秋公羊杂说》相类，皆合众家所记以为一编。刘氏《略录》中当必有其姓氏，班氏略之，今遂不可考。”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云：“此书盖治《齐诗》者随记所见，不能成为专书之作也。记之者非一人，所述者非一事，自不必求得其人以实之。”说法略有歧异，但仍认为《杂记》为集众人之说为编。

8.《齐诗伏氏章句》，伏理撰述，佚

《汉志》无。《汉书艺文志拾补》依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载：“陆玑《诗疏》卷末言四家源流云：‘其后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伏恭所受者为其父伏理依据伏黯所传家学而重新改定的章句之学。

在西汉长安经学著作中，以《齐诗》的著述数量和社会影响最为巨大，远在《鲁诗》与《韩诗》之上。这种情况当与其时的学术背景与政治背景有绝大之关系。

《齐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齐诗》诞生于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齐地，将阴阳五行学说纳入到诗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去，是其显著特征。前述《齐诗》的创始人辕固，史书虽未明言他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但他论“汤武革命”与“入圈刺豕”两件事已表明他的反对“家天下”主张“更张”与“变易”的思想倾向。他的第二代传人夏侯始昌，《汉书》本传说：“明于阴阳。”史书中没有留下他的著述及其行事，但既明于阴阳，可见他应当是把《齐诗》纳入阴阳五行说的主要人物。

而最能体现《齐诗》这个特征的人物是翼奉。《汉书·翼奉传》：“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

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这本是齐学的特点。《汉书》本传讲：“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辰为客，时为主人。见于明主，侍者为主人。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正。辰为常事，时为一行，辰疏而时精，其效同功，必参五观之，然后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

翼奉不仅提出了诗学的情性说——即六情与五性说，而且还进一步创立了诗学的“五际说”。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地震陇西，元帝下诏求直言极谏，翼奉上书称：

“《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关于“五际”，有两种解释。应劭解释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孟康则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孟康引《诗内传》当为《齐诗内传》，其解释亦更接近于《齐诗》学的特点。而《诗内传》的作者为《齐诗》始祖辕固，辕固是把阴阳五行说纳入诗学的阐释系统之鼻祖，应说是当之无愧了。

以五际六情之类来阐发《诗》义，认为气运律历同人世间的人物事件相通，特别是君主的言行、思想和气运律历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由灾变而观察人事，由翼奉的发明到日后更加发扬光大，应当说是《齐诗》学的特别贡献。

唐晏在《西汉三国学案》卷六中指出：“《齐诗》本为《诗》家别传，而奉之学尤异，纯以阴阳五行说《诗》，仿佛京房之于《易》，李寻之于《书》，夫《齐诗》，齐学也。齐人当战国时，邹衍之学最胜。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故齐之儒者多承其余绪，其末流遂至以变孔门之真相。”

《齐诗》的第二个特征即以神秘主义的诗学研究参与政治，为此后谶纬学说的广泛流传而推波助澜，并形成东汉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

《齐诗》是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齐地盛行的阴阳五行说是其滋生的土壤，早在战国时代，齐地便产生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什么叫阴阳消息？就是指阴阳这对矛盾的互为消长，所谓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以此来说明自然与人事的变化，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5]。邹衍认为朝代的兴衰是遵循了阴阳五行规律的，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他还认为“德运所主”决定了帝王和国家的命运，即每一朝代、每一帝王的兴起与衰落都会有相应的符瑞出现。邹衍的说法是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产生的基础。

在这一方面翼奉可谓是典型的代表。除了提出《诗》的五际说外，翼奉的“五性”“六情”说也很有意思。他说“臣闻之于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乡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不敢以语邪人。”^[6]

在这篇封事中，翼奉用了大量的篇幅在阐述所谓的六情十二律，但其归结却在一点，即“知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也就是告知皇帝在政治运作中首先要知人，知人才可以善任，而且这一条只有“明主宜独用”。翼奉的封事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教皇帝这一“难与二人共之”的“王者秘道”呢？我们知道，汉代历史从元帝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元帝在位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学者统计，“元帝统治的十六年中，书中直接引用诏书有十九处，因天象、自然灾害而颁布者达十二次之多，并且集中在初元、永光年间”^[7]。元帝在位时也是宦官弄权最剧烈的时期，宦官弘恭、石显不仅置名儒大臣萧望之于死地，而且竭力排挤周堪、张猛等廉直大臣，当时刘向曾冒险向元帝上书，希望其能远小人而近贤达，如果从这种背景下观察翼奉的上书，就不难从中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了：翼奉正是利用在神秘主义包装下的《齐诗》来表述自己的愿望和参与政治的目的。此前有许多学者只是看到《齐诗》中这种神秘主义的一面，却未能从中体会出《齐诗》积极干预现实，努力参政的一面，实在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