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鲁诗》的鼻祖及传承关系

（一）《鲁诗》

《鲁诗》为鲁人申培公所传。

申公，鲁人，是《鲁诗》的鼻祖，他与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同出浮丘伯之门。浮丘伯为荀子弟子，吕后时在长安讲授诗学。《汉书·儒林传》说：“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但是申公个人的命运却很不幸，楚元王刘交去世后，“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厥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壁，安车以蒲裹轮，驾驷以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2]。申公以诗学而显名于世，且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他在汉初那种政治背景下，显然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申公在长安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可他的诗学却成就了一批有为之士，他的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碭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3]。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鲁诗》的各阶段传承传授系统如下：

第一阶段：荀卿、浮丘伯

第二阶段：申培、白生、穆生、刘交

第三阶段：赵绾、王臧、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徐偃、阙门庆忌、江公、许生、徐公、刘戊

第四阶段：司马迁、韦贤、王式

第五阶段：刘弗陵、韦玄成、韦赏、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薛广德、刘贺

第六阶段:刘欣、张游卿、龚胜、龚舍

第七阶段：刘奭、王扶、许晏

《鲁诗》的另一支传授传承系统是：

刘交、郢客、辟疆、刘德、刘向、刘歆。

这是《鲁诗》有明确记载的传承关系。

《鲁诗》在流传过程中，出于学习研究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产生了许多研究性的著作，它们分别以故、传、说、章句而命名。“故”指训故，故或作诂，师古注曰：“故者，通其指义也。”所谓通其指义，即指通过对经中古字、典制、事件、人物的解释而疏通经义。“传”者传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传者，传通其义也。”指通过传的形式，说明经义，应是口耳相传阶段的产物，后来著之于竹帛，但却都保留下来这一名称。“说”是分析解释，阐述经文大义。章句是以经文的章节句读为本，侧重于一章或一句之义的分析。

关于《鲁诗》的研究著作主要有：

1.《楚元王交诗经》

《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关于传，师古曰：“凡言传者，谓为之解说，若今《诗毛氏传》也。”

《元王诗》的性质与申公《诗》传属同一性质，也是为《诗》所作的解说，是《鲁诗》的开山之作，所以清代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说：“《楚元王诗》在鲁、齐、韩三家未分之前，因与申培公同为《鲁诗》宗。其后刘向家世《鲁诗》，传学至两京之末，皆元王一派，亦云盛矣。”

刘向为元王之孙，元王诸子皆读诗，这正是汉人重家学之表现。清代学者以班固将申公《鲁诗》与《元王诗》对举，因而认为《元王诗》与《鲁诗》肯定不同，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班书明言“元王亦次之《诗》传”，且元王与申公俱事浮丘伯，同一师门，汉人极重师法，所以《元王诗》与《鲁诗》应同属《鲁诗》一系，是毫无疑问的。(www.chuimin.cn)

2.《鲁故》二十五卷，申培撰

《汉书·艺文志》师古注：“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诚如上述，汉人的“故训”与唐人理解的“训诂”虽有差异，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以疏通经义为目的，当然含有对经文中文字、典制、事件、人物的解释，所以颜注的说法未必完全正确。在知识掌握在少数人的时代，“故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长安经学兴盛的时代，“故训”对于知识的传播与经学的普及是相当重要的手段。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引晁氏曰：“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毛诗故训传》，《书》有大小夏后《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浮丘伯在长安以《诗》教授，应当说《鲁诗》出于浮丘伯。《鲁诗》因浮丘伯传于申公、楚元王两个系统，是长安《诗经》学中传播最为广泛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长安《诗经》学中的“韦氏学”，《汉书·儒林传》：“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王式传》：“王式字翁思……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

以此观之，“《诗》三家之说，鲁最先出，其传亦最广。陈奂谓董子、贾子皆习《鲁诗》，冯勺园谓杨子云为《鲁诗》学，陶方琦谓西汉人多习《鲁诗》。他如《白虎通》（臧琳《经义杂记》疑《白虎通》引《诗》为《鲁诗》说）《楚辞章句》《琴操》等皆用《鲁诗》之说（臧庸《拜经日记》有《楚辞章句多用鲁诗说》、《琴操多鲁诗说》条目）”。“魏晋改代，学官失守，《鲁诗》不过江东，其学遂以寝灭。今《鲁诗》有王应麟、卢文弨、杨晨、丁晏、阮元、朱士端、陈寿祺、冯登府等辑录，订补本。王谟、黄奭等辑本则题曰《鲁诗传》，马国翰辑本题曰《鲁诗故》。然诸家辑佚，皆胶著于四家传《诗》之旧说，以为不是毛、韩、齐者，则比为鲁。但近年汉简之不断出土，亦时时发现与四家诗不同之异文，知汉世传《诗》者，非仅四家。故诸家辑本，未必尽是”^[4]。

3.《鲁说》二十八卷

“说”与传、训故一样，都是一种注释方式，是对经的内容进行分析解释，阐述经文大义。《汉书·儒林传》：“《鲁传》有韦、张、唐、褚之学，此《鲁说》弟子所传。”《鲁说》已佚。

4.《鲁诗传》

《汉书·艺文志》三家诗皆有传，唯《鲁诗》无《传》。但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则明确记载：“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又《太平御览》二三二卷引《鲁国先贤传》曰：“汉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为《诗传》，号《鲁诗》，据此《鲁诗》当有传。

《鲁诗》无传之说源于《汉书》与《史记》在记述上的一点差异。《史记·儒林传》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弗传。”《汉书·儒林传》则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传。”《汉书》多取材于《史记》这是古今之共识，在两书的儒林传中分别出现了“无传”与“无传疑”两句话，由而引发了千古之聚讼。孰对孰错，似乎难以判断，其实不然，这里关键在于，第一是班固在迻录《史记》原文时就直接漏掉了一个“无传疑”的“疑”字；第二《史记》原文本身就不错，“无传疑”也就是有疑则不传也，即无证据不妄说，这也符合古人治学多闻阙疑的方法论。汉代人的著述中往往多有引用《鲁诗传》之处，刘毓庆先生在氏著《历代诗经著述考》中列举褚少孙在《史记·三代世表》引《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乌，降而生商。’商者贤，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姜嫄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乌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关于这段记载，“陈倬《敤经笔记》曰：“契、稷无父之说，起于纬书，‘三家诗’本之。司马迁据以作《殷本纪》《周本纪》，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郑康成《诗笺》，皆宗是说。褚少孙事王式，式传《鲁诗》，此所称《诗传》，盖《鲁诗传》也”。刘毓庆先生认为“此说有理”。

5.《诗说》一卷，旧题汉鲁人申培撰

关于《诗说》向来争议颇大，朱彝尊《经义考》曰：“申公《鲁故》至晋已亡，今所存《诗说》及子贡《诗传》，皆出于鄞人丰坊伪撰，世遂惑之争为镌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其道也。”朱说是在明亡以后的清朝，他的结论也十分肯定，其实在他之前的隋、宋人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下肯定性的结论。如明代陈弘绪跋曰：“《诗说》一卷，汉鲁人申培著。取《豳风·鸱鸮》诸篇与《鲁颂》，缀于《周南》《召南》之后；取《曹》《桧》列于《郑》《齐》之前；取《豳风·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风》殿于十五国，于大小‘雅’曰大小‘正’，于‘变雅’曰‘小正续’，曰‘大正续’。有《周颂》《商颂》无《鲁颂》。其说多与韩、毛牴牾。按《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鲁诗》亡于西晋，’此本不知传之何人，疑为后代伪笔。”但接着又说：“宋董逌谓班固言《鲁诗》最近，今徒于他书得之。是则申公之诗虽亡，犹散见杂出于群帙，后人辑录而补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说也。”

《鲁诗》亡于晋，不妨于后人有辑佚之作，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辑佚过程中或有编次颠倒者，或有他人著述羼入者，或有以注、疏、笺、解入于正文者，因此引起后人怀疑，也不必奇怪。所以刘毓庆先生认为：“《诗说》系丰坊作伪，清儒言之者甚多。然其书虽伪，其说则不可尽废，如以《芣苢》为儿童斗草嬉戏歌谣之词，以《邹虞》为美虞人之诗，以《摽有梅》为女父择婿之诗，以《北风》为邶人厌乱之诗，以《有狐》为君子于寒夜见贫民与狐涉水而伤之之诗，以《采菉》为周人从征，其妻念之之诗，以《中谷》为民饥而流，夫妇不保，君子闵之之诗，以《苌楚》为郐人困于赋役之作，以《月出》为朋友相期不至之作等。皆能不囿旧说，自出新意，对研诗者颇有启迪。”

6.《鲁诗韦君章句》，韦贤著

韦贤，《汉书》本传说他“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同书《儒林传》讲：“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由是《鲁诗》有韦氏之学。”

又《经义考》曰：“《鲁诗》有韦氏学，而《章句》不载于《汉志》。考《执金吾武荣碑》（《隶释·执金吾武荣碑》）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则当时韦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证之于文献，韦氏之学当属于家学，韦贤的五世祖，曾为楚元王傅，我们知道，楚元王与申公培俱受《诗》于浮丘伯，元王一系至刘向皆以治《诗》而名世，已见前述《鲁诗》传承阶段表，元王撰有《鲁诗传》，号曰《元王诗》，韦孟因元王孙刘戊荒淫不遵道而遂有诗风谏，去位之后又有《邹诗》一篇，今《汉书》本传载有其四言诗，观此诗对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义，用继其祖考之业的讽谏，对疏远忠贤之辅，追情欲，从逸游的批评，《鲁诗》的现实批判精神及其对“礼”及“礼”的实践追求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韦玄成亦有四言诗作，其思想、诗风与韦孟一脉相承，足见其家学渊源之深。

韦氏章句，今有清王仁俊辑本。

7.《鲁诗许氏章句》，许晏著

《汉书·王式传》：“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琊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据此，我们知道许诗学（以章句为形式）乃《鲁诗》中的一派。

关于《许氏章句》，《陈留风俗传》有：“许晏字伟君，受《鲁诗》于琅琊王，改学曰《许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谚曰：‘殿上成群许伟君’。”（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