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春秋时代《诗》的新诠释与转变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及社会价值观、价值评价系统的重新建构，对《诗》的新的诠释出现了，《诗》学不仅从应用转向了学术，而且从文学转向了经学。在《左传》中，我们看到《诗》不仅仅是一种仪式礼乐，而且还成为一种道德行为、政治取向的价值判断标准了。

一、诗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春秋时代乐舞演奏的主要内容，《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所观的“周乐”就是以《诗经》为内容的演奏。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及社会价值观、价值评价系统的重新建构，对《诗》的新的诠释出现了，《诗》学不仅从应用转向了学术，而且从文学转向了经学。在《左传》中，我们看到《诗》不仅仅是一种仪式礼乐，而且还成为一种道德行为、政治取向的价值判断标准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有赵衰之言：“《诗》《书》义之府也”的说法，认为《诗》中保留着大量的道德礼义，因而在此时大量的政治活动及会盟宴享中，《诗》在不同的场合中，显示出不同的作用。

一是以诗观政，《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衰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不仅仅是乐声，而是通过心灵的体验而形成的价值判断，是政治的晴雨表。

二是《诗》成为春秋时代纷繁外交活动的手段，是解决外交问题的一种政治方略艺术。襄公十六年，齐侵鲁，穆叔入晋求援，但晋国惧齐大国威势，一再推诿，不愿意出兵，穆叔求见晋国执政大臣荀偃，赋诗《圻父》曰：“圻父！予王之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使荀偃感到十分愧疚，立即回答说：“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再如襄公十四年，诸国从晋伐秦，师至于泾，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于是各国“退而具舟”，《左传》中此类事很多，不枚赘举。(www.chuimin.cn)

《诗》所具有的潜在功能——即对《诗》议本身的经义诠释，使《诗》具有参政议政，释放政治情怀的积极意义，具有适应时代要求，为当代社会提供鉴戒的作用。

因此对《诗经》的解读和赋予时代特征的阐释就成了汉代诗经学的主要目标。

汉代《诗经》流传广泛，研究者众多，《汉志》记载“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又谓“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这里只提到了四家诗，与《汉志》所言六家有异，其他两家究竟为谁，史书并没有讲清楚。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出土了《诗经》残简一百七十多条，其抄录下限为文帝十五年，包括了《国风》和《小雅》六十五首，在文字上，阜诗与四家诗互有异同，因而学者推断这可能为汉代诗学的另一流派（见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异文初探》，《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当然仅仅以文字的异同来说明诗学的不同流派，显然证据不足，因为汉初典籍的传布大多还是处于口耳相传阶段，文字的异同是并不罕见的，但这还是能说明汉初诗学的丰富性。

汉代立于学官的主要是三家《诗》（以下依据《史》《汉》及近代学者的研究，结合刘毓庆先生《历代诗经著述考》，概述长安经学中的诗学源流及研习情况）。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春秋时代《诗》的新诠释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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