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儒家经学的艰难确立

二、长安经学的确立

长安经学的确立，是因为它适应了大一统时代的需要。

秦王朝虽以崇尚法治而著名，但是在治国理论及制度建设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儒家思想，也没有放弃对儒生的利用。史籍中就曾明确记载秦朝曾设博士七十余人，这其中并不乏见儒学人物，为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就是秦时“以文学征”的“待诏博士”^[2]。陈胜起义，秦二世曾诏诸儒生问计，当时应对者就有三十多人，这是秦朝末年的情况，可见当时儒生在秦朝的活跃情况；就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也有大量的儒学人物活跃在民间，他们不仅继续研习儒学经典，而且还“口相传授”，私授生徒，这样就使得大量的儒学典籍得以保留。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本不好经术，他对儿子讲：“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3]在行动上他对儒生也极为反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陆贾在其面前称引《诗》《书》，刘邦就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4]

时代及社会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促使刘邦改变对儒生及儒学态度转变的是在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这一年，刘邦在定陶即了皇帝位，当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5]这种把皇帝尊严不当回事的行为使刘邦不仅没有面子，而且他从中意识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些曾与他出生入死，平起平坐的将军们，谁能保证他们哪一天不会造反吗？他急需要一套能够使臣下俯首听命、尊卑有序的制度。这时叔孙通乘机向刘邦进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6]

刘邦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叔孙通为他制作朝仪。叔孙通征集了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挟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7]

新的朝仪制度使皇帝的尊严不仅得到了维护，而且从此建立起了一套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君臣制度，保证了专制皇权的权威。

刘邦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曾途经鲁地，特地召见了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浮丘伯及其弟子申公等人，并以太牢祀孔子。刘邦这一举动，不仅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祭孔的皇帝，而且表明西汉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政治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儒家经学的地位。

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的礼仪制度，除朝仪外，还有宗庙礼乐制度。《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有宗庙、陵寝仪法。《史记·叔孙通传》记载：“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这里提到的“诸汉仪”很可能就是后来班固曾上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8]。

这是文献记载中儒学与汉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初次融合，一方面表现了其时儒学、儒士的入世参政要求，表现了儒学的与时俱进精神，同时也突显出儒学在强化宗法制度，整合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方面的功能与优势，为下一步经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自刘邦之后，到汉武帝即位之前，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及统治集团的主观因素，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惠帝四年，废除了挟书律，文化稍有复兴。由于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吕后手中，宫廷斗争十分复杂，一方面当时的公卿大臣基本上都是刘邦的元从功臣，他们同吕后及其家族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随时都可能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斗争；另外就是匈奴的威胁，当时汉王朝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边疆问题，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安宁，文化建设很难提到日程表上。经过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文帝以藩王的身份入主长安，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使文帝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尽管这时也有官学的建立、博士的设置，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但他们在朝廷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特别是景帝时，由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9]，黄老之术盛行一时。但严格讲，文、景二帝尽管奉行无为政治但对儒家学说也比较欣赏，对儒家经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还是有较深刻的认识。汉景帝时，奉行黄老学说的黄生与儒家代表人物辕固生关于汤武是否受命问题，在景帝面前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主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10]

汉景帝的话表明了当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转型时的两难境地，也客观现实地肯定黄老学与儒学存在的合理性。(www.chuimin.cn)

文景时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汉代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摒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11]。

但在繁荣经济掩盖下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也日益突出，一个是诸侯王和新兴地主商人阶层的问题，文景时代的削藩政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势力，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根本问题，这些诸侯王虽然势力已远不如昔日，但对中央集权的汉政府仍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威胁，如淮南王刘安“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12]，谋为反具，寻机造反。而衡山王刘赐“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13]。他们的谋反行为连老百姓都看得十分清楚，当时在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其他诸侯王也多如此，他们竭力要摆脱中央政权的控制，杀害、驱赶中央派往用以监督诸侯王的相及其他官吏，这些诸侯王“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在思想文化上，这些诸侯王也与中央政权形成强烈的对抗之势。他们承先秦养士之风，聚集了大量的门客，这些门客多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士人，“于是宾客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集中点”^[14]。如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15]。梁孝王因是汉景帝的同母弟，所以地位尊崇，他也“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16]，都是他的重要门客。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7]。

这些以诸侯王国地盘所形成的思想文化中心，已成了与汉中央政权完全各异的意识形态，对于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他们会因学术势力的膨胀而导致政治上的反抗与分裂，因此引起汉武帝的极大不满，比如“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18]。河间献王的声望显然已对当政者造成了威胁。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汉武帝即了皇帝位，这是一位年轻有抱负又多欲的皇帝。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一是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成就了一个新的官商结合的地主阶层，他们利用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利，横行乡里，与政府相抗衡，“二千石莫能制”（《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刘传》）。二是边疆问题严重。西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北方匈奴的不断侵扰，汉初由于国力不足，一直对匈奴采取了“和亲”名义下的妥协政策。汉武帝即位前，匈奴人已完全控制了西域地区，中断了汉王朝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各国的贸易往来，而和亲政策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也使汉王朝不堪重负。其三，面对社会及政治的转型，面对历史给出的上述系列矛盾，迫切需要为现实提供一套与大一统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来。时代给予了儒家学说与经学汇合的一个契机。

汉武帝即位后不久，便“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建议罢免所举者中的“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19]，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于是一些儒学人物如赵绾、王臧及二人之师申公等得到了任用，但这一举动遭到了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的反对，招致了赵绾、王臧的被捕自杀。倾向儒家的窦婴、田蚡被免官，尽管此后汉武帝还设置五经博士，但一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他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去推崇儒家经学，并着手政治及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家数百人”^[20]，元光元年（前134）举行了大规模的举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21]。

汉武帝“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22]。

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三次回答了汉武帝的提问，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天人关系思想学说及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看法并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3]

这是历史上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最明确的说法。从此儒学成为超越诸子之学之上的独尊之学。《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为了确保儒家经学的独尊与理论指导地位，汉武帝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人的协助下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一是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二是为博士置弟子员，以确保经学的传授及乡里教化的普及。“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今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谐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三是对博士弟子员通过考试授予不同的职务，“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藉奏”。四是提出“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4]。

儒学独尊不仅提高了儒家经学的地位，而且使经学与当代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成为汉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施政工具，经学思想也开始通过行政与教化手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