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邦之后，到汉武帝即位之前，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及统治集团的主观因素，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经过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文帝以藩王的身份入主长安，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使文帝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023-11-28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与先秦儒家经术初探
【摘要】：一、经与经学把先秦儒家的著作称作“经”最早见于《庄子》一书。
一、经与经学
把先秦儒家的著作称作“经”最早见于《庄子》一书。《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对于“经”字的解释，从古到今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郑玄注《孝经》说：“经者，不易之称。”《释名·释典艺》说：“经者，经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以上诸种说法，概括而讲，是讲经为圣人之著作，是万古不易的至道。对于经还有其他一些解释，许慎《说文》谓经“织也，从系，巠声”。刘师培在氏著《经学教科书》中进一步发挥说：“盖经字之义，取象织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古之时，字训为饰，又学术授受多凭口耳之流传，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其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颂。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规，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故赐以《六经》之名。”郭沫若则认为“经”字之初字是“巠”，而经则是后起字。他说：“大盂鼎‘敬雝德巠’，毛公鼎‘肇巠先王命’均因巠为经，余意巠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前鼎作巠，后鼎作巠，均象织机之纵线形，从系作之，经字之稍后起者也。”[1]后两说后人多从，但仔细分析，这两说与我们所理解的儒家经典无多大关系。把儒家的几部著作作为“经”，作为经典的看法实际上是战国时代才有的。《荀子·劝学》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于诵经，其则始乎士终乎为圣人’”。唐杨倞注：“经谓《诗》与《书》。”其时尚未有五经的说法，所以杨倞才只讲到《诗》与《书》。《庄子·天道》亦有“孔子
十二经”的说法，但这十二经具体所指并没有说明。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在阐述一些儒家经典的意义时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于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其《六德》篇说：“夫、妇、父、子、君、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之《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楚简的年代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正当战国中后期，此处虽未明言六经或五经，但以后所见之六经之名已经出现，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为人们所研习，却是不争之事实。
把以上几部儒家的著作称之为《六经》或《五经》，应当是在儒学独尊之后，也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庄子·天运》的提法实为汉人之看法。南宋学者黄震在氏著《黄氏日钞》中就直言《六经》始于汉。(www.chuimin.cn)
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家的这几部著作地位超然于先秦其他诸子之上，并成为专门的学问，这与其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将儒家的这几部著作由政府以“法定”的名义上升为“经”并为其设立专门的博士，其目的就是要以统治者的意志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从此之后，经学也开始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了自己的特征。一个是在学术的层面，这就是博士们以及其他学者对经学著作本身进行的文字、名物制度、历史事件、人物故事的训诂、训释；另一个则是在政治思想层面上对儒家经典进行的阐释与发扬，从汉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阐释与发扬不仅仅引发了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引起经学的分派，而且经学已被完全边缘化、政治化，成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与大一统政治统治相适应、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五经之后还出现了所谓七经、九经、十三经，于是以儒学为主导，吸取法家“法、术、势”理论而形成的经典型文化主体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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