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对西汉长安经学影响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的时代。这在汉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转型中十分典型。

三、社会转型与革故鼎新

长安经学的兴盛，除上述经济与人文环境背景外，经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需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取代了贵族政治，郡县制以编户形式取代了此前的血缘宗法制，以小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家族制，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政治哲学为适应这样的社会基础便应运而生。

汉初，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一片残破，加上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的顽强反抗，统治者不得不以黄老之术作为维护统一和巩固社会稳定的手段。黄老之术，严格讲只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而且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极易形成“君弱臣强”的政治局面，这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社会秩序的整合显然是不利的。

探寻一种适应大一统集权政治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汉初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汉王朝建立不久，刘邦与陆贾之间就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关于“马上取天下，能否马上治天下”的争论。“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8]汉文帝虽然认为儒学“繁礼饰貌，无益于治”^[49]，但在多次发布的诏书中却不断引用儒家的《诗》《书》，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却正反映了社会转型中对统治思想选择的困惑。正是在这种矛盾与困惑中儒学倡导的“行仁义、法先圣”逐渐成为汉代统治者新的价值取向。

追踪先圣先王，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吸取借鉴，使人们普遍地看到经书不仅仅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记录，而且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政治和文化活动，这些记载对面临着日益复杂、繁多国家事务活动，面临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矛盾，特别是对构建大一统的集权政治的汉王朝来说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于是在“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50]。因为经学适应了汉代社会及文化转型的需要，适应了建立大一统政治和思想的需要，所以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经学便有了无比崇高的地位，被称之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51]。成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52]。

经学虽有了这样崇高的地位，但要真正地成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代表和主流，尚需官方的认可及人民的普遍认同，在这一点上，汉武帝及董仲舒、公孙弘等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令天下举贤良之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3]。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4]的建议，从而开始了“儒学独尊”之路。他又积极建言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宣扬儒家经学。他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以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55]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为五经置博士，其时丞相公孙弘亦上书建议为博士设弟子员，“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56]。这个建议亦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和支持。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往往都植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再阐释，在于一个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这在汉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转型中十分典型。

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发展，到武帝即位时已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加之汉武帝本人又属于一个多欲性的人物，面对复杂而多变的新形势，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汉武帝认为自己“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于是“广延四方之豪俊……欲闻大道之要”^[57]。

在众多的对策者中，董仲舒提出的“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58]的观点深得汉武帝的欣赏，并从此开始了一个以“更化”为主旨的行动，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如果我们详细地去考察这一具体过程时，我们会发现这场运动的本质只是大力“广道术之路”“以儒术饰吏事”，并兼容了法家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而再建立一个新型思想体系，这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59]。

董仲舒、公孙弘及其他儒学思想家为适应其时社会的需要，以《春秋》和《公羊传》为基础，从中阐释创造了新的思想理论，促进了这场“更化”运动，同时也通过诸如博士制度、学校制度、察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使经学一步一步走上了政治和学术的统治地位，从而真正地实现了秦汉以来由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政治文化转型，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全新的治国施政的理论依据。

【注释】

[1]《汉书》卷四三《娄敬传》。

[2]《汉书》卷四○《张良传》。

[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

[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5月第1版。

[7]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8]张仲立《秦俑一号坑的沉降与秦代气候分布》，《秦文化论丛》第4辑。

[9]《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1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11]《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

[1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1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14]《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1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16]《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1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18]分别见《三辅黄图》《西京杂记》。

[1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21]分别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2]分别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23]田野：《陕西灞桥发现西汉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潘吉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年第11期。罗西章《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文物》1979年第9期。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汉简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甘肃省博物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82年第10期。(www.chuimin.cn)

[24]《史记》卷三○《平淮书》。

[25]《汉书》卷四《文帝纪》。

[26]《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7]《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28]陈直《三辅黄图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9]《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

[3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31]《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3]《诗·大雅·皇矣正义》。

[3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35]《汉书》卷三九《萧何传》。

[36]《汉书》卷二《惠帝纪》。

[37]《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8]《汉书》卷八四《翟酺传》。

[39]《汉书》卷三○《艺文志》。

[40]《汉书》卷三○《艺文志》。

[41]《汉书》卷三○《艺文志》。

[42]《汉书》卷三○《艺文志》。

[43]《汉书》卷六《武帝纪》。

[4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45]《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46]《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47]《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48]《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

[49]《史记》卷二三《礼书》。

[50]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

[5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2]《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

[53]《汉书》卷六《武帝纪》。

[5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5]《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6]《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5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9]《汉书》卷八《宣帝纪》。

社会转型对西汉长安经学影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