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经学研究:探寻西汉经学之天府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代序

王子今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当时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

《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其中五次都是指关中。如苏秦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娄敬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张良语：“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如果借用“天府”一语来形容区域文化优势，其实也是适宜的。正是在西汉长安地方，经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经学的人才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此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

一、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齐鲁文化西渐

西汉时期，是先秦时代已经成熟并分别形成深刻影响的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相互融汇的历史阶段。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在全国政治重心在关中地方确立之后，齐鲁文化的西渐。

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发生重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秦汉时期，齐鲁文化在保持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又积极参与了“远迩同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秦最后灭齐。秦始皇东巡，表现出对包括神祀体系的齐鲁文化传统的某种尊重。齐鲁，作为历史悠远的文化高地，各地人们皆不得不仰视，甚至嬴政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也不能例外。秦始皇当政时，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有许多儒学博士承当政治文化顾问。秦始皇廷前议地方行政格局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等，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峄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就所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当时在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达460余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刘邦的汉军在歼灭项羽军之后，“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颅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成功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继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后，西汉政权策划迁徙关东贵族豪杰名家居关中时，首先想到的又是“徙齐诸田”（《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一政策，也许也是齐鲁经学向西部地方传递的一个重要契机。

汉武帝时代，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彻底确定。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重要的文化信号。《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陈直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即：一、田何、伏生等的经学；二、褚少孙的史学；三、东方朔的文学；四、仓公的医学；五、尹都尉的农学；六、徐伯、延年的水利学；七、齐人的《九章算术》；八、宿伯年、霍巨孟的雕绘；九、无名氏之书学。陈直先生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论”（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至182页）。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

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作为帝国的都城，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一历史变化。然而这里并不是儒学向西传布的终点。从儒学向巴蜀和河西等地方普及的文化轨迹看，长安实际上又承担了经学传播的重要的中继站的作用。

二、石渠千秋

汉代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收藏史的新阶段。其重要成就，是经学论著的收藏。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卷三○《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冬日述怀奉呈兰台诸公》，《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一五），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尊经堂诗》，《待制集》卷一），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后无题五首》之五，《梧溪集》卷四），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汉长安城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可以看作这种文献学成就的纪念。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最典型的例证，也发生在长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北海方士王和平由弟子孙邕陪伴前往京师，不幸途中病逝，安葬在东陶。所有图书百余卷，都随葬于墓中。后来听说王和平尸解成仙，孙邕于是悔恨当初不如取其“宝书”以为私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献的数量。这是一个图书随主人向“京师”集聚的故事。这里所说的“京师”，当然是洛阳。但是西汉时期儒生西行长安必然携带常用图书的情景，也是可以由王和平事迹推知的。

三、《法言》“书肆”与“槐市”传说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涉及到“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记载。扬雄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长安地方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扬雄是在讨论“仲尼”思想的时候说到“书肆”的，可知在这样的图书传播场地，经学书籍很可能是流通的主体。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的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学古游槐市”诗句（《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五）。刘禹锡又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辨鲁鱼。”（《秋萤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一）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近蒙夏蒙夫之文教授用赠太守韵见贻复和荅》，《丹阳集》卷二○）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龙泉李宗儒师儒兄弟槐阴书院》，《文忠集》卷四三）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后来文人们习惯或以“槐市”与“杏坛”并说（如［唐］黄滔《谢试官》：“得槐市三千，杏坛七十”，《黄御史集》卷七《启》）；［宋］杨亿《景徳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二道》：“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武夷新集》卷一二；［宋］欧阳修《早赴府学释奠》：“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文忠集》卷五六）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如［宋］苏轼《次韵徐积》：“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东坡全集》卷一五），又有“槐市育才”（［宋］王十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梅溪后集》卷二）、“槐市育材”（［宋］刘才邵：《贺魏司业启》，《檆溪居士集》卷九《启》）以及“太学曰槐市”（［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七）等说法，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诸生”所经营的“经传书记”，可以明确主要是经学图书。(www.chuimin.cn)

四、经学研究的中心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儒学被最高执政者重视，其契由正是发生在长安的经学的一次实际应用。据司马迁记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长安确立最高执政中心的汉王朝努力招致人才。除了吸引各地学者参与议政和行政之外，还殷勤邀请经学专家来到京师。即所谓“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长安于是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

申公曾在长安求学，后来又来到长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写道：“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据《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刘彻即位初，建元元年（前140），“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颜师古注：“以蒲裹轮，取其安也。”《前汉纪》卷一○的记载是：“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申公年八十余矣。”直接动因似是就经学与行政结合的具体问题请教。经学专家和长安的关系，通过申公的故事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在汉武帝重视儒学文化建设，“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这些人物集中于长安，更强化了京师作为经学研究基地的文化影响。

以梁丘贺为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梁丘贺》记载：“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粱丘有士孙、邓、衡之学。”由此一例，亦可以大致得知长安经学的学术渊源和传递方式。经学名家往往同时又是朝廷大员，经学和行政的关系也因此明朗。

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交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版）经学研究人才的集中和经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又达到新的程度。

五、太学：经学教育的基地

长安除了作为经学研究的中心而外，也是经学教育的最重要的基地。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录汉武帝的指示：“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逸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公孙弘建议：“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汉元帝时，“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在王莽专政时代，长安曾经一次即“为学者筑舍万区”，又扩展经学研习和传授名目，“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其中“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东汉太学生运动受到较多关注。吕思勉还注意到，早在西汉，已经发生过太学生请愿运动。他写道：“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并举《汉书》卷七二《鲍宣传》所见太学诸生为营救鲍宣，拦截丞相乘车，并守阙上书事。（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下册第719页）田昌五、安作璋也对这一史事有所关注，指出：“由于太学生中不少人来自地主阶级的下层，对外戚、宦官集团的横行无忌和瘫残腐化十分不满，因而不断酝酿着反对当权集团和改良政治的运动。西汉哀帝时，他们曾声援因反对丞相孔光而获罪下狱的司隶校尉鲍宣。”（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86页）对于汉哀帝时的这起政治变故，在《汉书》卷七二《鲍宣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如下情节：“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鲍）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髠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而长安的太学，是各地经学教育系统的领导和典范。

六、从西汉长安的文化地位看正统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导的关系

自西汉时代起，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意识形态形成了政治主导作用。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政治文化现象。

此后这一形式经后世王朝继续沿承，得以凝定化，又影响了中国政治风貌和政治生活长达两千年。

经学的兴起，是这一历史变化中最显著的现象。

西汉时期，长安作为政治都会和文化重心所在，成为经学发育的主要园地。西汉长安的文化地位，使得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和政治体制发展的走向，大体得以确定。

就西汉长安经学的大体形态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有学术史的意义，也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对于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说明长安的历史地位，也是极有价值的工作。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一书为此进行了值得肯定的探索，思考的深刻和工作的勤勉都值得赞赏。作为第一部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应当受到学界重视。当然，就这一课题进行深刻的探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相信雷依群教授会通过不懈地努力，继续推进相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