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枢政局变迁与阴历改正的影响

五、余　　论

到底采取年号纪年或者王号纪年，或者究竟采用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为岁首，以现在科学主义的看法，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问题，不应有更多的歧义。但是对于中古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被统治的普罗大众而言，这却是一个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事关政权之生死存亡，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纪年方法与上古的政治传统和遗产相联，与上天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天命)相关，不论是强调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还是强化自己对同时期其他政权的正统性^[80]，还是凸显君主本人肩负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使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各种理论来解释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角色和地位。从根本意义上说，历法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是因为其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历史、现实、未来)里的角色(必然性、神性、异相、自然)。在中国中古时期，这种说法是:历法应该合阴阳之数、谶纬之言、经典之说。然而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衡量，人类在维护暴力政权的合法性方面，似乎并未有显著的区别。

【注释】

[1]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22页。甚至到了民国，历法改易也往往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民国初期改行阳历，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改变清朝的“正朔”。这次改正朔，意味着阴历的岁时、节气及其附带的民俗文化的根本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依靠政治强力推行的废除旧历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使用了民国阳历纪年，阳历在中国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达到了国民政府“改正朔”的政治目的，而且逐步将中国时钟拧在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参看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第62—68页。

[2]武帝采用年号纪年，实际上并不是始自元鼎四年，而应当是太初元年，参看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期，第1—36页。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49页。

[4]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此书以唐玄宗、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为考察对象，认为在唐玄宗、肃宗时期国家中枢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5]赵贞《唐代的天文管理》，《南都学坛》2007年第6期，第29—34页；《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第155—161页。

[6]《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259页。

[7]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4页。

[8]孙英刚《“朔旦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隋唐政治》，《唐研究》第18卷，2012年，待刊。757年，肃宗收复长安、洛阳，次年加尊号，改元乾元，也有革新之意。《周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肃宗名李亨，大概颇有以整顿乾坤、再造天下的意思。关于唐代年号与《周易》的关系，参看刘新万《〈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26—30页。

[9]赵翼著，王校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九“唐有两上元年号”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0页。

[10]史苏苑《论年号》，《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第7、8—10页。

[11]肃宗《改元上元赦文》，《全唐文》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6—497页。

[12]《旧唐书》卷二八《音乐一》，第1045页。《全唐文》卷四四将高宗的《大祀用上元舞敕》系于肃宗名下，肃宗使用上元年号造成的困扰可见一斑，第483页。

[13]《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30页。

[14]《全唐诗》，第889页。

[1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16]《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64页。《资治通鉴》记载云:“壬寅(廿一)，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条，第7116页。

[17]陈灵海就以为，上元三年(762)四月己巳(二十)，代宗即位，未暇改元。次年(763)一月甲辰(三十)，史朝义传首京师，壬子(十一)，改元广德。陈灵海《唐代改元小考》，《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第67页。而且陈文讨论了“以十一月为正月”，忽略了此中意涵乃是改正朔。

[1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2页。关于瞿昙家族在唐代天文历法活动中的角色，参看张惠民《唐代瞿昙家族的天文历算活动及其成就》，《陕西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6月，第77—82页。

[19]按此前武则天曾改神功元年(697)十月为闰月，为的是正月甲子朔日恰为冬至。可见武则天改历，历法的便当与否并不重要。

[20]有唐290余年，历凡八变，其中只有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和肃宗上元二年这一年实施的是建子历，其他都是建寅。

[21]平岗武夫《唐代的历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22]改正朔容易导致时间理解的错误，值得史学家重视，参看徐承泰《秦汉正朔之变与史家释年之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4—99页。

[2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24]唐华全《也谈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第90—95页。

[25]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而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3—179页。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6]陈磊《论马嵬事变》，《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68—178页。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甚多，不须赘引。

[27]《旧唐书》，第2162页。

[28]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肃宗与西北诸镇的关系，比如安彩凤《从马嵬驿事变看唐肃宗即位的背景》，《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49—50、89页。关于唐代亲王与其僚佐的关系，参看孙英刚《隋唐王府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29]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83—88页。

[30]唐肃宗朝的宰相政治具有人数多且更替频繁的显著特点，肃宗限制相权，除了与以往遭受李林甫、杨国忠等权相的政治迫害有关，而且也与玄宗和肃宗的二元政治格局有关，玄宗曾先后派遣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等宰相到肃宗朝中辅政，力图向肃宗朝政治进行渗透；而肃宗为了减弱玄宗的影响力，则设法陆续罢免了玄宗所任命的五位宰相，相继委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宰相来代替他们。参看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的相关论述，以及唐华全《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第137—141页。

[31]李中华、张忠智《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27—334页。朱雪里《李杜与玄肃权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32]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四《兴庆宫说》、《兴庆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9—81页。《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33页。《大唐郊祀录》卷七《祀礼·祀五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779页。

[33]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8—29页。有关长安礼仪空间的研究，参看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东洋文化》72，1992年，第1—35页。

[34]《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第1336页。

[3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36]参看前引赵贞《唐代的天文管理》、《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两文。

[37]关于当时安史政权对民众的影响，使用其年号是个很好的参照对象，参看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3年，第176—186页。

[38]邓小军《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第125—130页。

[39]陈璐《肃宗继位在民间的反响》，《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第23页。(www.chuimin.cn)

[40]《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第242页。

[41]《全唐文》卷三三二，第1486页。

[42]夏日新《陈宝信仰与古代祥瑞思想》，《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第31—34页。

[43]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中)》，《文献》1983年第4期，第249—250页。

[44]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65页。

[45]《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31页。

[46]《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三·慕容皝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关于前燕正统观念的发展变化，参看赵红梅《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第74—77页。

[47]所谓“燕元故事”是指慕容垂384年重建燕国时使用的年号。但慕容德并未建年号，明显与慕容垂有别，颇令人费解，存疑。

[48]《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4页。

[49]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页。

[50]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65页。徐冲还依据当时的碑刻、墓志和造像记等石刻史料，展示了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的面貌。

[51]关于北周诏诰用《尚书》体，尤其是对于苏绰所撰“六条诏书”，谷川道雄、渡辺信一郎、魏斌等都有剖析，参看徐冲书，第45页注③。关于北周仿《周礼》置百官，相关研究甚多，参考徐冲书，第45页注④。

[52]《旧唐书》，第2211页。

[5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2页。

[5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80页。

[55]司马光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22页。

[56]比如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6期，第64—68页。

[57]对《壶关录》的史料价值分析，参看陈光崇《读〈壶关录〉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第5—7页。但是它的是李密建政150多年后的追述，很多情节颇可存疑，史料价值不能高估，尤其是不能动辄以其所记否定更早之前官私记载的可靠性。

[58]《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第2212—2217页。

[59]《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第2212—2217页。

[60]参看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第55—65页。

[61]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癸丑，第5811页。

[62]武帝采用年号纪年，实际上并不是始自元鼎四年，而应当是太初元年，参看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期，第1—36页。

[63]《全唐文》卷四五，第496—497页。

[64]《旧唐书》，第1324—1325页。

[65]关于昴为胡星，参看胡鸿的细致梳理，胡鸿《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夷狄的星占言说》，《第六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论文集》，2012年，第194—208页。

[66]《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64页。

[67]黄寿成《唐肃宗时河东朔方兵变事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6—80页。

[68]景亚鹂《西安碑林藏唐〈宇文氏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第93—97页。

[69]志文参看《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65页。

[70]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71]周晓薇《〈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卒葬年份考》，《文博》1997年第4期，第57—58页。

[72]后两方墓志为夏婧提供信息，谨致谢意。

[73]闻南馨《驳“三正论”》，《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63—67页。江晓原引钱宝琮之说，指出“从今天看来，对‘三正'之说最合理的解释，是将三种不同岁首看作‘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地域的历日制度，不应看作是三个王朝改变正朔的故事'”。《天文志》，陈美东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科学技术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9页。

[74]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文献》1983年第3期，第234—255页。

[75]梁沈约《宋书》卷一四《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3页。

[76]以上关于武则天改“二王三恪”的观点，参看孙正军《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未刊稿)。

[77]闻南馨《驳“三正论”》，第63—67页。

[78]《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65页。其他史料记载相同。

[79]肃宗《改元宝应赦文》云:“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告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总集瑞命，祗承鸿休，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应改为宝应元年，建巳月改为四月，其余月并为常数，仍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全唐文》卷四五，第500页。

[80]雷戈认为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参看雷戈《正朔、正统与正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第2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