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无年号纪年实质与肃宗复古理想

四、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和肃宗的复古理想

天文历法对古人而言，不仅仅有编定时政的功能，还包含一套文化、信仰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周代的“王号纪年”。王号纪年的办法是从帝王即位之年算起，每一帝王只改一次元，直到去位。史书记载时则连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鲁隐公元年、二年等。帝王死后，改用新即位帝王的年次纪年，仍称元年、二年。如周宣王四十六年后幽王即位，父改称元年、二年。“周宣王元年”、“鲁隐公元年”等是他们死后的称呼，是史书记载的称号，他们在位时，只称元年、二年，并无数字与帝号连称者。

“年号纪年”由汉武帝创立^[62]，和秦始皇创立的皇帝称号，合称“秦汉故事”；而“王号纪年”是秦汉传统之前的周代传统，有的叫做“春秋列国故事”。王号纪年对中古时代的政权和君主，到底有什么意义，从琐碎的史料中我们或可窥见一二。

第一，王号纪年的出现，都发生在诸雄逐鹿中原之际，天下未定。比如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氏、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唐末的李密乃至安史之乱中的肃宗。他们都面临着天下分崩离析，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局面。这些政权或者君主，或视自己为诸雄中的一员，或以统一天下的周文王(宇文泰)、周武王(李密)自命，视群雄逐鹿的局面为春秋列国时代，自己则肩负统一天下、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伟业。

第二，或许更为重要的，王号纪年与历史上理想的周朝联系在一起，采用王号纪年，乃存复古的企图，恢复周朝文物制度，以周朝的装饰之具，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宇文氏建国为周，武则天建国为周，都有这样的意涵，不过武则天仅仅使用周正，废唐正朔，并没有采用王号纪年。宇文氏则在闵帝之前，甚至采用王号纪年，并去皇帝称号，改称天王。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也正是存有此意。笔者下文中结合具体史料，对此进行剖析。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肃宗去年号，只称元年，是否是谦逊之意，毕竟在去年号的同时，肃宗也去了尊号；第二，肃宗去年号之后采用的王号纪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民间采用。上元二年九月肃宗的《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云:

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昔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为则。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可行，叶用斯在。自今已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天正岁首，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63]

从这一文诰来看，毫无疑问，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乃“宗周”改制，甚至废四京之号，显然也是复古的思想在起作用。然而他也去掉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号，自称无德以称之。但是，肃宗此举绝非自谦，其去年号、改正朔之时，正是其“中兴”大业进入佳境，而玄宗势力显著萎缩的时候。这些举动，实际是肃宗张扬之表现。

《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灾异编年”条记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云: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单称元年，月首去正、二、三之次，以“建”冠之。其年建子月癸巳亥时一鼓二筹后，月掩昴，出其北，兼白晕；毕星有白气从北来贯昴。司天监韩颖奏曰:“按《石申占》，‘月掩昴，胡王死'。又‘月行昴北，天下福'。臣伏以三光垂象，月为刑杀之征。二石歼夷，史官常占。毕、昴为天纲，白气兵丧，掩其星则大破胡王，行其北则天下有福。巳为周分，癸主幽、燕，当羯胡窃据之郊，是残寇灭亡之地。”明年，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十月，雍王收复东都。^[64]

上元二年七月，发生了日蚀，大星皆现。瞿昙引述甘德和李淳风的《乙巳占》指出，日蚀之下有国家灭亡，而这个方位是在周地，周为河南，即当时史思明所据之地。也即史思明伪政权行将灭亡。《旧唐书》紧接之后即记载九月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可见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在肃宗此举之后数日，再次发生“月掩昴”的天象。所谓“月掩昴”是中古时期频繁出现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种天象^[65]。昴为胡星，所以月掩昴，预示着胡王将死，胡人将败。而且，根据司天监韩颖的判断，这一天象对应的分野也是周地，也即史思明所盘踞的洛阳。一事(月掩昴、分野在周)、一占(大破胡王)、一验(史思明为其子所杀)，完美地从星占学上解释了公元762年阴历九月到来年的政治大势。

从《旧唐书》的叙事来看，762年7月、9月发生的天文灾异(乃洛阳史思明的灾异，且是长安肃宗之瑞祥，所以史书所记灾异，并非全然是坏事)，和9月份肃宗的改正朔、去年号是相关的。或可想象，史思明盘踞洛阳，肃宗是否将自己和周公东征相比附？不过这仅仅是笔者的妄测，毫无史料基础，而仅能以心同此理来揣度。

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并非谦让之举，还可以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得到验证。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此后安史叛军基本转入守势。在平叛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肃宗着手整顿唐军内部，在上元二年相继派遣了一些中央系统的文武官员到各地任节度使，同时又撤换了一些边将出身的节度使，包括以宗室或文职出身的李国贞、邓景山等取代李光弼等边将，指挥绛州行营、河东等唐军主力，防止新的离心力量出现。“八月辛巳，殿中监李国贞都统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河中节度使。”九月份，就发生了肃宗去年号、改正朔的举动。“元年建子月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义将薛崿战，败之。己亥，朝圣皇天帝于西内。丙午，卫伯玉及史朝义战于永宁，败之。己酉，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66]可知肃宗在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礼仪祭祀来强化自己的改制，比如朝见玄宗、朝献于太清宫、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南郊祭天等。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肃宗整顿军队、恢复中央权威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在其高调地调整军事将领职务，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调离朔方等军，并以中央文官和宗室取代后，导致河东军和绛州行营兵变，甚至将肃宗任命的李国贞等将领杀死。肃宗只好妥协，比如在绛州行营部分，任命朔方军的老长官郭子仪出镇，收拾人心^[67]。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其雄心壮志去年号、改正朔之后的次年。(www.chuimin.cn)

肃宗采用王号纪年，或者无年号纪年，不但在官方史料文献中屡见，而且在民间也被使用，比如1995年4月出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官厅村的《大唐故永王第二男新妇河东郡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刊刻于唐肃宗元年(762)四月。石质，志文17行，满行10至20字不等，行书，吴通微撰，陈国公李倩书。志文云:“芳春早暮，积善无征，隙驷不留，魂香靡効。以元年建卯月卅日夭于内宅，时春秋廿四矣。即以其年建巳月廿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滋水乡原，礼也。”^[68]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就是肃宗去年号之后的计历方法。建卯月即原来唐历的二月，用今天阴历的说法是公元763年阴历二月。但是用肃宗的王号纪年和建子正历法，则是建卯月，或者四月。

又1955年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地区，石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云:“元年建卯月十八日染疾，终于布政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八，以其年建辰月五日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之原。”^[69]此墓志并未冠以年号，以致在断定此墓志的卒葬年份上出现矛盾，如《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所附西安碑林藏石目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及《文博》1984年第1期载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等，均将其断在景云元年(710)；而《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集载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一文则将其定于大历元年(766)；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3将此墓志系在“上元”年号之下^[70]。周晓薇已经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十八日”及“建辰月五日”，应该是指肃宗元年(762)^[71]。

以肃宗无年号或者王号纪年的墓志还有《唐右金吾郎将马君夫人敦煌令狐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仪凤002)，根据墓志，令狐氏“以上元二年七月廿二日终于私第……以元年建子月廿一日厝于岐山阳遂乡之三畤原，礼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将这方墓志系于仪凤元年，则显然误以这里的上元二年是高宗的上元二年^[72]。

综上所述，可知当时去年号和建子正在民间影响颇广，并非仅限于政府或者中央层面。可以揣度，肃宗王号纪年在当时有相当广泛的认知度，或许臣民对其中的政治意涵也有所体会和认识。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三正”，即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的理论，实际上是汉代以后的经学家构建出来的。周人建子之说，应该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的事情，《左传》文公之前部分，当说到“王正月”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建丑，有时建子，偶尔建亥。一直到文公中期以后，以子月为岁首才逐渐成为主流。这可能和春秋以后以土圭法测日影掌握太阳行径日益精确，最终找到冬至点的进步有关。冬至所在之月，正是子月^[73]。

中国国历史上除秦及汉太初以前用亥正外，虽两千余年基本上用夏历寅正。历史上改正朔的例子并不多，除了肃宗之外，比较有名的是王莽、魏明帝曹睿和武则天。其中王莽和曹睿都是改用建丑月，而武则天和唐肃宗是改用建子月。这其中的意涵截然不同。

王莽建立的“新”朝，改用建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夏历十二月为正月，正月为二月。自王莽始建国元年(8)十二月，至后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十月莽亡，前后十六年改用建丑月为岁首。魏明帝曹睿青龙五年(237)三月改元景初，改用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建丑，即承袭殷商的历法。曹睿因为黄龙出现，以为魏得地统，以建丑为正。笼统而言，王莽、曹睿都以自己替代了汉朝的正统和天命，所以改正朔的时候，将汉朝的建寅夏历，改成建丑殷历^[74]。这其中仍有剩义，不须在此赘述，待相关学者留意。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表明不同于汉朝，王朗甚至建议魏明帝把年号去掉，不过最后魏明帝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75]

相比于武则天和肃宗的改正朔，包括肃宗的去年号，都带有强烈的“宗周”色彩。武则天建立的新王朝就是“周”朝。关于武则天托“周”改制，研究甚夥，不须赘述。仅仅从历法上讲，周正以十一月朔为正朔，取代了唐以一月朔为正朔。用周正，必崇周，改国号，以唐为周。以周为天统，用周正，必改变唐待以客礼的“宾”与“恪”，所谓“二王三恪”。武则天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对虞、夏、殷、周、汉五代天子的后裔都礼待如宾，符合“古者建国，有宾有洛”的古训。唐以北周、隋后裔为“二王”后，因隋承北周，唐承隋，唐以周、隋为正统，故以周、隋后裔为“二王”。武则天改正朔以周为天统，冒认周文王为始祖，以国家正统承自姬周之天统^[76]。

笔者前文提到，“三正论”是后人的附会，战国时期各自称王，历法也各不相同，齐鲁尊周，以子月为岁首，三晋与楚，以寅月为岁首，秦历托名“颛顼”^[77]。可知，早在春秋列国时期，以子月为岁首，就是尊周的标志。这一思想传统直到唐代，从未断绝。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揣度，在时局动荡的转折时代，肃宗采取“奇异”的去年号、改正朔等意识形态宣传到底是怎么样的心理。在公元763年也即(肃宗)元年建巳月甲寅，玄宗驾崩，11天以后，乙丑，肃宗诏皇太子监国，以地方献宝为名，“大赦，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第二天，丙寅，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挟太子铲除张皇后势力，肃宗驾崩于长生殿^[78]。

这短短12天之内发生的事件令人眼花缭乱。改元年为宝应元年的事情就发生在肃宗驾崩的前一天。很难相信对此事肃宗仍然有行动能力或者决策能力。废黜肃宗的“革命”措施，重新定立年号等举动，很大可能是出自后来的追加或者李辅国等人的操弄。“宝应”年号，如果乙丑日肃宗依然在世，他也仅仅只用了一天。中国传统政治斗争始终弥漫着阴谋、暗杀的迷雾，我们无法得知到底在一天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难以接受肃宗毫无征兆地废除自己一手打造的意识形态。不过也有可能，在玄宗死后，肃宗顿感无须再行“革命”之事，突然想向旧传统复归^[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