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研究：肃宗之前的无年号纪年

三、肃宗之前的无年号纪年

自从汉武帝创建年号纪年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几乎均沿用不革。作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装置，中古时代各王朝多在取何种年号上大做文章，而鲜有讨论是否该用年号纪年。前人研究对历史上的无年号纪年往往容易忽略，比如刘乃和认为，自汉武帝后到清朝末年，两千年来都有年号，只有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至次年四月没年号^[43]。徐冲则敏锐地揭示并剖析了西魏北周出现的无年号纪年^[44]。除此两例之外，如下文笔者所论，尚存其他例子，证明无年号纪年在中古时期，曾多次出现，并形成与年号纪年相对的政治传统，其内在意涵对于理解中古政治文化，乃至关键的历史情节，都具有重要启示。

唐肃宗去年号的举动，也须在这一脉络中获得解释。有关中古时代的无年号纪年，依据相关史料，笔者勾稽如下:

1)十六国时期慕容氏的无年号纪年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几个政权，其中前燕慕容皝、慕容俊和南燕慕容德都曾采用无年号纪年。《晋书》卷一一〇《慕容俊载记》云:

慕容俊，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皝死，永和五年(349)，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45]

慕容俊“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这种描述，显似后代史家带有偏见的书写方式。所谓“春秋列国故事”，即秦汉制度之前的传统，包括无年号等。但“春秋列国故事”则是将自己视为诸雄之一，而非代表正统的周天子。这与后来的北周、肃宗采取无年号的意涵似乎有些区别。后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周代文物制度的继承者，将无年号纪年视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慕容氏其实也是以周代传统继承者自居，认为自己继承了更“古”的传统，但是在历史书写中，这一做法被扭曲成了“春秋列国故事”。

慕容俊并非慕容氏无年号纪年的开创者，这一转折发生在其父慕容皝时期。慕容氏初兴，奉晋正朔，从咸康三年到永和元年，也即337—345年，使用东晋年号。但是随着实力膨胀，慕容氏最终选择抛弃了托身东晋的政治形态。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十月，慕容皝以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为借口，停止使用晋年号，以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采用无年号纪年，从此不再奉晋正朔^[46]。

半个世纪以后，等到慕容德重建燕政权时，也采用无年号纪年:

隆安二年(398)，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遇风，船没，魏军垂至，众惧，议欲退保黎阳。其夕流凘冻合，是夜济师，旦，魏师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及至滑台，景星见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状若玺。于是德依燕元故事^[47]，称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48]

清人李兆洛《纪元编》记南燕建立之时，年号“燕平”，称“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改”，与《晋书》等史籍相悖，不知何据^[49]。依照慕容氏多次采用无年号纪年来看，李兆洛所谓“燕平”年号似乎并不存在。慕容德在晋隆安四年称帝，改元“建平”，“燕平”或是“建平”之误。但是从隆安二年到四年，慕容德采取的无年号纪年，即元年、二年、三年。

大体而言，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乃是舍弃了汉武帝开创的称皇帝、置年号的帝制传统，回归到秦统一之前的传统。这其中的政治与思想意涵，第一，显然有复古之意；第二，慕容氏将当时天下纷乱、列国争雄的局面比拟于春秋战国，而将自己视为群雄之一。而第二层意涵，对慕容氏而言更为重要。这里面涉及慕容氏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正朔所在。

慕容氏多次使用无年号纪年，目的在于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政治论述，在大国夹缝之中获得发展和扩张的机会。其中仍有未尽之意，但囿于篇幅，笔者不拟再做过多阐发。

2)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

关于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徐冲新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第三章《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考》所论甚详^[50]。此处似无赘述必要，笔者择其大要论之。

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实力不及北齐，文化正统又不如萧梁，宇文泰及其周边群体才更加需要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来凝聚关陇人心，以求自存乃至进一步发展。拟《尚书》以布文诰，仿《周官》而改官制，其背后的动力莫不在此^[51]。徐冲认为，“无年号纪年”也可以视为“北周王朝”在正当化其皇帝权力起源的过程方面所采取的一个特别举措；《周礼》、天王与不建年号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宇文泰跳过汉武帝创立的称皇帝、置年号传统，将自己的合法性论述奠基在更早的周朝礼仪与制度之上，这一点已为学界熟知。徐冲对无年号纪年的政治思想剖析，诚为确论。

从西魏废帝(552—554)、恭帝(554—556)，北周闵帝(557—559)，到北周明帝即位，也即552—559年，西魏北周采用无年号纪年。行周礼，去年号，但称元年、二年等。一直到北周明帝即位，最初仍然依《周礼》称天王，不建年号。周三年，秋八月，明帝听从崔猷的建议，遵秦汉故事，称皇帝，建年号，建元武成。所谓秦汉制度，即称皇帝、建年号。前者为秦始皇所创，后者为汉武帝所立。

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更多的是复古，依周朝制度，与慕容氏有类似之处。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考虑的是与东晋等周边大国的关系。西魏北周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号纪年的办法，也是想以周代名器，区隔并凌驾于同时期竞争的北齐、萧梁的“秦汉制度”。唯一不同的是，慕容氏实力不济，只能在大国之间首鼠两端，而宇文泰集团则有统一天下的野心。归根结底，无年号纪年，对内宣示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对外宣示自己为正朔所在，是说明权力来源或者统治正当性的装置(mechanism)。

3)李密称元年事(www.chuimin.cn)

李密作为隋末诸雄之一，虽然曾叱咤天下一时，甚至令唐高祖李渊卑辞答李密之书，但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至于学者鲜有关注其典章制度。《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记其即位为魏公云:

大业十三年(617)春，密与让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于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候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52]

魏徵等修撰《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也记载云:“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53]唯一记载李密有年号的是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记载李密即位云:

让等乃推密为主，建号魏公。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称行军元帅魏公府。^[54]

《新唐书》并未交代这个“永平”年号的史料来源。不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则给出了答案，这个“永平”年号出自唐代刘仁轨的《河洛记》。《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记载李密即位称元年事，与《旧唐书》、《隋书》一致，都认为李密采用的是无年号纪年。《资治通鉴考异》则云:“《河洛记》云:‘改大业十三年为永平元年。'今从《蒲山公传》及隋、唐书。”^[55]《资治通鉴》舍弃了《河洛记》的记载而采用《旧唐书》、《隋书》等记载，是相当正确的。《河洛记》又作《河洛行年记》、《行在河洛记》、《刘氏行年记》，唐刘仁轨撰，二十卷，《资治通鉴》采信其记载多达十余条，但在李密即位的记载上，司马光等人舍弃了它有关李密“永平”年号的记载。刘仁轨(602—685)以高宗时期攻灭新罗著称，但是在李密即位的617年，刘仅仅十五岁，在李密败亡之后，刘仁轨才逐渐进入仕途，担任陈仓尉等下层小官。而且刘仁轨一直在李唐阵营做官，这一点比魏徵的亲身经历远远不及。魏徵本就是李密的重要幕僚，也是跟随李密入关投奔李唐的一员，作为李密政权的当事人，魏徵断然不会将李密即位的纪年方式记错，何况无年号纪年本就特殊，魏徵修撰《隋书》，记李密即位称元年而无年号，远比刘仁轨的回忆可靠。这显然也是司马光等人最终选择信任魏徵，而舍弃刘仁轨记载的重要原因。然而欧阳修等人不察，采刘仁轨之说，误以为李密即位，建元永平。而《新唐书》的记载又屡屡误导现代学人，使他们相信李密使用过永平年号^[56]。

《河洛记》之后，到了安史之乱后，大约离李密建立政权已经150余年，唐人韩昱《壶关录》也提到李密建元永平。这样一来，记载李密无年号的包括魏徵《隋书》、贾润甫《蒲山公传》以及《旧唐书》(实际上唐代修国史及前代史都记为无年号)，记载李密有年号的是刘仁轨《河洛记》和韩昱《壶关录》。魏徵和贾润甫都是李密的核心幕僚，而刘仁轨和韩昱都是来追记。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实际上上述记载全部都看到了。《通鉴考异》征引韩昱《壶关录》者凡七处，其中义宁元年二月“李密号魏公称元年”条所引53字。《考异》所引《壶关录》条目，《通鉴》“不取”者三条，存异者两条，“从之”者两条。其中不取的一条，就是所谓李密建年号。司马光选择信任《蒲山公传》及隋、唐书，舍弃《河洛记》和《壶关录》的记载，除了我们分析的这些原因外，或有其他证据支持，所以司马光对李密的永平年号，采取的态度是不取，而不是存异。

《壶关录》是安史之乱后所修，距李密时代已有150多年，就如今人追述太平天国起事一样。而且其文文学八卦气息较浓，而对隋末的情节并不熟悉，比如说李密称“魏国公”，实际上是“魏公”，这是天差地别的。有些情节或是唐人文人所造作，然后彼此抄摘、扩大、发挥而成^[57]。其所记李密檄文开首部分“魏公府上国公、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颇有问题。第一，误以邴元真为左长史；《隋书》和《旧唐书》都记载，李密称魏公之后，“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这些人是魏徵等人的同事，不可能记错。《壶关录》这道檄文却将邴元真称为左长史，显然违背史实。第二，李密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而壶关录仅称“魏公府”；第三，魏徵等人明明记翟让为“东郡公”，而《壶关录》称其为“上国公”——其称李密为魏国公，显然对当时官制不熟悉。如果李密有年号，按逻辑就应该像窦建德、王世充的年号那样，会被记载下来。甚至当时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其年号都记下来的，为何不记李密的呢？魏徵等人是李密亲近的幕僚，对于其是否建年号，应该有绝对发言权，这从逻辑上也堵死了其他可能性。这正是司马光也选择相信李密没有建年号的根本原因。

李密在大业十三年二月“即位，称元年”，其背后的政治传统和思想意义颇为深刻，大有决发之必要。简而论之，李密称魏公，号元年，乃是上承北周历数，而将隋朝认定为伪。李密称元年的政治思想意涵，反过来也佐证了李密确实采用过无年号纪年，而非使用“永平”年号。

李密即位，称元年时雄心勃发，存灭隋之志，甚至作书移郡县列隋杨十大罪状，痛斥隋杨窃取北周政权，“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并论述自己乃天命所归，正朔所在:

魏公属当期运，伏兹亿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58]

这篇文诰相信出自李密文胆祖君彦之手。李密在这其中被描述为类似周武王的形象，要“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在这篇文诰中，不止一处将李密讨伐隋杨与周武王伐纣相比拟: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笃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着。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59] 所谓“大誓孟津”、“八百诸侯”、“武王承季历之基”、“文王厄于羑里”等，均是将李密描述为周武王。

李密所在的家族，是宇文泰所构建的关陇集团的几个核心家族之一。北周、隋杨、李唐诸政权，都由这几个核心家族建立。李密在隋代就以才兼文武，志气雄远闻名。从祖君彦的文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隋杨窃取于北周政权，且已丧失天命；第二，我李密乃“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也是关陇集团的核心阶层，我才是关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所谓“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

北周依《尚书》以布文诰，仿《周官》而改官制，甚至舍弃年号采王号纪年，是用复古的方式论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北周统治期间，宇文泰被追赠为“周文王”，从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北周极力树立宇文泰“周文王”形象的努力^[60]。我们不敢妄言李密将自己描述为“周武王”是为了上承宇文泰的“周文王”形象，但是李密将自己打扮成北周遗产的继承者的心态，从这篇文诰中昭然若揭。李密“即位，称元年”，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背景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建年号，正是李密继承周制，与隋杨争夺政治合法性运动之一环。

也许正是由李密不建年号、以复兴周制为号召，王世充在与李密的战争中，屡屡打起周公的旗号，行釜底抽薪之策，并最终击败了李密。《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颇详:

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击之，恐人心不壹，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乃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请战。^[61]

王世充宣称周公托梦，灭亡李密，甚至为周公立庙，每次出战之前，都向周公祈祷，并让巫师假传周公之令，攻讨李密。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世充把周公和楚巫结合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起到煽动各种社会阶层的效果。上可以破除李密承周的天命，下可以煽动无知的兵徒。

李密的灭隋之志，随着战事的失利而灰飞烟灭。武德元年，面临宇文化及大军北上的局面，李密接受了隋皇泰主的招安。笔者相信，应该就在此时，李密去元年年号，放弃直接灭隋的计划，转而与隋朝残余政权暂时合作。之后李密迅速败亡，这段具有深刻思想背景的“称元年”细节，也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仅存只言片语，可谓是宇文泰以《周礼》改造关陇集团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