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从这一文诰来看,毫无疑问,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乃“宗周”改制,甚至废四京之号,显然也是复古的思想在起作用。这些举动,实际是肃宗张扬之表现。......
2023-11-28
二、肃宗对玄宗之区隔及肃宗之理论困境
自陈寅恪以来,治唐史的学者逐渐揭开官方史书溢美隐晦的迷雾,揭示出肃宗与玄宗微妙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玄宗后期到肃宗朝政治、礼仪和意识形态走向的深刻影响。肃宗做太子时,为皇帝权力所抑制,先后遭李林甫、杨国忠的倾轧,危殆的情况就有好几次,陈寅恪甚至指出,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23]。
安史之乱爆发时,肃宗已经是40多岁的太子,在原有的约束机制瓦解之后,才终于得到机会自立为帝。这一点陈寅恪早已经点明,肃宗是“拥兵自立为帝”。近年来唐史学者对玄、肃朝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判明玄、肃权力争夺在政治走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宝十五载(756)在玄宗入蜀路上爆发的马嵬驿兵变,是以太子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主导发动的。有的学者指出,高力士和陈玄礼则与兵变无关。兵变的性质,则可以说是唐玄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而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皇位争夺斗争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兵变的结果不仅使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外戚势力遭到覆灭,而且还大大加快了李亨继位的进程,并最终直接促成了唐肃宗于灵武即位称帝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嵬驿兵变实际上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24]。有的学者认为,肃宗在为太子之时,就与玄宗存在紧张关系,后来经过马嵬坡之变,分兵北上,通过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了皇位交替[25]。也有学者指出,马嵬驿兵变虽然事实上造成了肃宗的崛起,但是事件本身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时间仓促之间,很难说李亨预谋和组织这次兵变[26]。
笔者并不认同事先预谋说,而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抱持极大的同情心。若设身处地存同情之理解,则事前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找到预谋的痕迹,而事后的走向,也完全超出历史参与者的设想。马嵬驿兵变后,实际上肃宗的处境相当尴尬和危险,事后证明陈玄礼等人仍然是死忠于玄宗,所以《旧唐书》卷五五《后妃上》的一段议论非常生动而又准确:“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27]马嵬驿兵变之后,李亨已经不敢再在玄宗身边停留。《旧唐书》将这件事跟当年李世民面临倾轧,曾预谋逃奔洛阳相提并论。
而当时李亨分兵北上,仓皇凄凉,完全不像后来官方史书描写的那么自信,也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得朔方军的支持而站稳脚跟。当时不论玄宗还是肃宗,对形势的判断与发展完全不同。玄宗选择播越入蜀,是对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判断的结果。当时北方能与安史叛军抗衡的两大武装,河陇军已在灵宝决战中一败涂地,朔方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是其人心向背,尚存疑问。玄宗根本没有预料到肃宗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在灵武登基称帝。实际上,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到达成都。至此,肃宗拥强大的朔方军支持,又处北方政治中心,玄宗反而偏居蜀中一隅,沦落权力边缘。
肃宗获得朔方军的坚定支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唐代的亲王遥领制度。虽然不像唐代前期亲王出藩那样对地方权力影响深刻,但是玄宗之后的亲王遥领节度,并非与地方将吏全无联系。开元十五年(727)李亨封忠王时,即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资治通鉴》记载,当肃宗北上彷徨无措时,其子建宁王倓云:“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可见亲王虽不出阁,但与名下的将吏,依然有名义上的府主与僚佐的关系。事实上,自开元二十六年李亨被立为太子时,其势力范围就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当时西北诸军统帅王忠嗣就是因为和当时的肃宗往来密切而被罢黜[28]。
马嵬驿兵变后,支持入蜀的杨国忠已经被杀,玄宗阵营再次讨论了去向,投奔朔方也是选项之一,但是最终被玄宗排除,他认为依靠富庶的四川地区,连接江淮,再图北方才是上策。以逻辑推之,在肃宗分兵北上时,玄宗根本没有意识到肃宗将成大事,最终取代自己。肃宗自立为帝之后,玄宗任命永王李璘出镇江陵,是两个政治中心的争斗[29]。玄、肃的权力争夺影响了唐朝中央体制[30]、平叛方略乃至个人的命运。有学者讨论了李白、杜甫两人在这一政治漩涡中的命运,指出玄、肃的权力争夺对两个伟大诗人的遭遇和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李白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遭到肃宗阵营的流放,后又赦免,很多诗歌都与此有关,比如《早发白帝城》。而杜甫则身在局中而不知,为被肃宗罢免的玄宗系宰相房琯叫屈,结果遭到肃宗贬斥[31]。
我们将重要事件按时间排序,大致如下: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九日,安史叛军陷潼关。十三日,玄宗出长安奔蜀,十四日,至马嵬驿,太子亨支持发动兵变,杀杨国忠、杨贵妃,玄宗西行,太子亨北走灵武,分兵自立。二十三日,叛军陷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亨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成都,玄宗始知太子即位,十六日,玄宗称上皇,诏称诰,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玄宗对肃宗抢夺皇位采取了忍让态度,当是为了顾全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局。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二元政局(任士英语)至少延续到至德二载十一月,玄宗、高力士、陈玄礼以及禁军六百余人自成都到达凤翔,随即被肃宗解除武装。
笔者在第一节讨论的肃宗改元上元,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铲除玄宗势力方面,有明晰的痕迹可循。在改元上元之后两个月,即上元元年六月,肃宗将玄宗从一直居住的兴庆宫强行移往西内太极宫。李辅国将兴庆宫厩马300匹收缴,仅留10匹。并将玄宗亲信流窜:开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漆州、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致仕。笔者不敢妄断肃宗在改元上元之后,即动手将玄宗势力彻底翦除,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不过从逻辑推断,肃宗既改元上元,定下革故鼎新之旨,必然成为翦除玄宗势力的时代背景。
肃宗对玄宗遗产的抛弃,除了已经提到的中央政体改革、人事变更、本文重点讨论的历法改易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关注,可以说,肃宗对玄宗政治遗产的切割和抛弃,做得相当彻底和全面。(www.chuimin.cn)
肃宗在上元元年闰四月改元,建“上元”年号。也就在同一个月,废除了玄宗创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龙池祠。这一祭祀是玄宗强调自己受命于天,并在长安居民面前展示的重要环节,肃宗居然一举废除,而此时玄宗尚居住在兴庆宫,肃宗也丝毫不考虑玄宗的感受,均可验证此时肃宗与玄宗之紧张关系。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肃宗强行将玄宗移往西内的事件。玄宗的亲信也全被驱逐流放。“上元”年号的建立,不啻为肃宗切割玄宗的一大政治信号,为臣民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玄宗居住的兴庆宫,之前为兴庆坊,中宗时,玄宗兄弟五人居住在此。望气者以为有龙气,当时中宗甚至以大象舞蹈以厌胜。玄宗时代更是夸饰附会,将其与国家祭祀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元二年,玄宗下诏祭祀龙池,到开元十六年,诏置龙池坛及祠堂。开元十六年二月亲自祭祀,此后每年仲春二月即令有司行祭,直到上元元年(760)闰四月,祭龙池被肃宗废除[32]。任士英认为,祭祀龙池,玄宗意在从国家礼制的角度表明兴庆宫在国家礼仪场合下的地位,从而巩固兴庆宫所具有的政治中枢的地位[33]。所言甚是。而肃宗废除龙池祠,是将玄宗所在的兴庆宫从国家礼仪空间中抹去,强调自己所居住的大明宫才是权力和礼仪的中心。
肃宗发动的天文机构改革中,也有玄、肃之争的影子。赵贞对此论述甚详。肃宗将司天台的办公地点,由原来秘书省的南面迁到永宁坊张守珪故宅的地方。肃宗在诏书中说:
建邦设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三星,主观察云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宜令所司量事修理。[34]
永宁坊司天监,“监内有灵台,以候云物,崇七丈,周八十步”[35]。赵贞认为,如果将太微垣的星官与人间帝国对应起来,玄宗所居的兴庆宫与天上太微所居之“庭”对应,则肃宗居住的大明宫无疑就与天上的紫微宫建立了对应关系。肃宗对天文正位的调整,实质恐怕还是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登位及深居大明宫的合理性寻找天文依据。赵贞甚至认为,兴庆宫地势低洼,旁边的灵台崇七丈,周八十步,在“候察云物”的掩护下,天文官员更易于望、刺探和窥测兴庆宫的一举一动,从而达到监视、防范和控制玄宗的目的[36]。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代社会的士人心态造成极大的震动[37],玄宗的统治合法性遭到空前的质疑。加上肃宗分兵自立,为强调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和玄宗进行切割。这是肃宗朝在短短数年之中反复操弄年号与历法的一个重要背景。
实际上,肃宗自上台伊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压力。可以说,肃宗自始至终都面临着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唐代士人中弥漫着一种贬肃宗之不孝的气氛,比如元结、杜甫等人的作品[38]。《太平广记》卷三三五引唐柳祥《潇湘录》“梁守威”条借小说中人物少年之口,说唐肃宗“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39]。可见肃宗负不孝之名,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普遍认识,并不局限于高级官吏和士人。所以不难理解在即位诏书中,肃宗重点解释了自己即位,乃大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40]。郭子仪《请改元立号表》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臣闻功莫大于缔构乾坤,孝莫先于缵承社稷。”[41]肃宗努力塑造自己“中兴”形象,早在乾元二年(759)就有表现。在这一年,因陈仓的陈宝之瑞,将陈仓改名为宝鸡。陈宝是中古时期的重要祥瑞,《水经注·淯水注》载:“关水又西南迳雉县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阳伯者,逢二童曰舀、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飞,化为双雉。光武获雉于此山,以为中兴之祥,故置县以名焉。”显然肃宗想模仿光武帝刘秀那样,实现唐王朝的中兴[42]。
这一理论困境是肃宗朝许多事件的主观环境。然而随着肃宗早早去世,当皇位传到代宗手中,这一理论难题也就烟消云散。肃宗改元上元之后遭到贬杀的玄宗系大臣比如永王获得平反昭雪,肃宗反复进行的年号操弄也恢复正常,重新建立宝应年号。
在明了肃宗的现实政治需要之后,我们应该深究去年号、改正朔的思想内涵,这是中古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肃宗认为如此操作行之有效的思想基础。下一节从无年号纪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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