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去年号、改正朔-神文时代的中古政治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笔者尝论，肃宗于760年采用的“上元”年号，具有革命之意。上元二年九月壬寅，肃宗下诏去年号、改正朔，两《唐书》、《通鉴》等记载略同，《新唐书》云: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

一、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之情形

肃宗时代虽短，但是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国家中枢体制与前代截然有别^[4]。肃宗乾元元年(758)的天文机构改革，将司天台从秘书省中彻底独立出来，其职能除了观测天象、修订历法和昼夜计时之外，又增加了禳星救灾的祭祀功能。赵贞认为，这次天文机构改革，名副其实地突出了汉唐以来太史及其属僚“观察天文”的职责，进一步强调了“天文玄象”对唐代帝王政治的象征性“参政”作用，充分体现了肃宗在制度建设上“效法天文”的政治理念，对提高唐代天象观测的准确性以及中古时期的“天学”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积极意义^[5]。

笔者尝论，肃宗于760年采用的“上元”年号，具有革命之意。对这次改元，正史语焉不详，颇与天象变异有关。“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所谓“星文变异”，似指四月“丁巳夜，彗出东方，在娄、胃间，长四尺许”，又闰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长数尺”^[6]。推究上元的本意，与天文历法渊源极深。历法“敬授人时”与“颁告正朔”，都是古人探究天命的重要方式。赵贞认为:“肃宗改元上元也别有一番深意，他通过借用历法上元之始的含义，希望更加准确地窥测天象，进一步领悟和捕捉上天的各种旨意，从而更好地维护李唐王朝的天命统治。”^[7]笔者曾指出，“上元”作为历始，深具鼎革布新之含义。所谓“属天人叶纪，景象垂文，爰遵革故之典，将契惟新之命。义存更始，庶有应于天心”。“革故”、“惟新”、“更始”等词汇，都带有强烈的鼎革色彩。分析肃宗《改元上元赦文》和《去上元年号大赦文》，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肃宗似有将自己的统治与父亲玄宗的时代划开的意图，强调自己是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8]。

肃宗“上元”年号异于常规，还在于在肃宗之前，其曾祖父高宗就使用过“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在公元674—676年，肃宗上元在760—761年。历史上，年号被重复使用，并非鲜见，《陔余丛考》“年号重袭”条中，已有详列。但是，同一朝代中，两位君主使用同一年号，却极为罕见。对此，赵翼曾感叹道:“高之与肃，相去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岂无记忆，乃以子孙复其祖宗之号，此何谓耶！”^[9]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君主使用之前朝代的年号，甚至避免与割据政权、起义政权年号重复。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误以为前代没有用过而出现重复。比如宋太祖用乾德年号，本来沾沾自喜，以为“自古所未有”，结果被大臣窦仪指出，前蜀后主王衍已经用过这一年号^[10]。不过窦仪不知道的是，其实更早，在隋末战争中，东南的辅公祏就使用过这一年号。不过，肃宗显然并不是不知道高宗已经用过上元年号，但是他依然坚持使用上元年号，这就表明他对这一年号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

安史之乱中，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肃宗有强烈的意图塑造自己革故鼎新的形象，使用上元年号而不忌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肃宗的《改元上元赦文》不断贯穿着革故鼎新的意图，而且明确将这一意图和“宗周”之制联系在一起。此篇文诰多处表露这一意图，比如将太公望从国家祭祀的地位提高到与孔子平行的层次，封太公望为武宣王，“择古今名将配享，并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又强调“威仪以等，《周礼》旧章”云云^[11]。“肃宗庙乐请奏惟新之舞”^[12]，《诗·大雅·文王》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杜甫《别蔡十四著作》云:“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13]，正是对当时气氛的反映。武则天伪托周代行革命之事时，陈子昂作《庆云篇》，内也有“庆云光矣，周道昌矣。九万八千，天授皇年”^[14]。不过更能体现“宗周”的行动，发生在两年之后，肃宗去年号，自改正朔。

历法重在以何时为岁首。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正朔原意即一年第一天的开始。历代的改朔，都围绕着寅、丑、子做文章。夏正建寅，以今天的阴历一月为正；殷正建丑，以今天的阴历十二月为正；周正建子，以今天的阴历十一月为正，这就是所谓“三正”。

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必须首先进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法制度等改制工作。在这一系列改制活动中，改正朔又是其核心内容，因为服色、礼乐、制度皆依正朔而改。《春秋》开卷云:“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是一条具体的历史时间记载，未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饶宗颐先生指出，《公羊传》之“大一统”乃“时间大一统”^[15]。《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汉书·律历志上》载，武帝元封七年，诏御史大夫倪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议，皆曰:“帝王必改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魏书·律历志上》:“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改正朔”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有本朝特色的历法系统，以受命于天。

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肃宗下诏去年号、改正朔，两《唐书》、《通鉴》等记载略同，《新唐书》云:(www.chuimin.cn)

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停四京号。^[16]

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17]。

以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岁首，乃是自改李唐正朔，也是向周制理想的复古。肃宗作为李唐子孙，应当记得其曾祖母武则天篡夺李唐天命时，就是将李唐的正朔(建寅)改为建子，也即以十一月为岁首。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甚至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体现新政权的革命性^[18]。久视元年(700)十月甲寅，武则天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并非由于客观上的历法不便^[19]，而是有意地回归李唐正朔。这是巨大的政治信号，就在此前后，流放中的李显被接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武则天作为篡夺者，废唐正朔，可以理解，然而李亨本是李唐子孙，居然也改李唐正朔，令人费解^[20]。

而且肃宗在自改正朔的同时，居然去掉了年号，采用王号纪年，只称“元年”，这更是罕见的举动。即位和改元，是帝制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大事^[21]。采用何种年号，往往是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君主及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但是极少在是否采用年号上进行政治操弄。而又将去年号和改正朔结合在一起，更加少见。从历法和政治思想史上考虑，肃宗可谓是极端典型的例子。

从上元九月去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一直到次年四月改元宝应，恢复李唐的以寅月为岁首，总共有六个多月时间。《资治通鉴》的月份排序正体现了这一改朔，从上元二年十月之后，是建子月(即夏历十一月)、建寅月(即夏历正月)、建卯月(即夏历二月)、建辰月(即夏历三月)、建巳月(即夏历四月)。建巳月甲子，即四月十五日改元宝应，复寅正，之后就是秋七月、八月、九月。中间没有五月、六月^[22]。

肃宗的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弄，跟当时李唐王朝以及他自身面临的局面有密切的关联。安史之乱爆发，李唐帝国四分五裂，关东河北大部为安史政权占据，李唐不再是天下唯一的政权，李唐的年号也不再是唯一的年号。可以想见，安史政权大肆宣扬李唐不德，丧失天命等，加上战场形势的起伏跌宕，使肃宗政权感到莫大的压力，需要在政治宣传上采取激烈的行动，重塑李唐的天命。而肃宗本人的即位，又是采取宫廷革命的形式，并非依礼法而行，这也为竞争者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玄宗虽然让位，但是长期实力犹存，李唐内部权争不息，肃宗的统治正当性时刻面临挑战，肃宗也需要通过操作历法塑造自己的中兴之主的形象，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肃宗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政治宣传，必须放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正是本文下一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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