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揭示的龙朔改革：内在逻辑与思想意义

四、日本文献揭示的龙朔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意义

我们回到龙朔改革的前夜，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元660年，唐军攻灭百济；公元661年二月乙未，益、绵等州皆奏龙见，于是改元。五月三十日，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七度^[57]。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九月十一日，犯左执法^[58]。日蚀和太白经天都是极凶的天文现象，比如通常认为，日蚀之下有亡国；而太白经天则预兆着对君主的挑战，这些都是革命的征兆，无疑更增加了高宗酝酿自行革命以禳灾的决心。

直接触发高宗改革的是各地汇报龙朔于野。这是否是平常的祥瑞改元呢？龙出现确实往往被视为是王朝的征祥，是受命于天的证据。比如最典型的，曹魏明帝因为青龙见郏之摩陂井，改元青龙^[59]。而吴国“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60]。不过青龙或黄龙出现，并非全是祥瑞，比如沈约《宋书》解释曹魏青龙出现便是非祥而灾的征兆时云: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也，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61]

可见青龙、黄龙是否为祥瑞或者灾异，从理论上讲，还须德运的配合。黄龙为土德之瑞应，而唐朝土德，所以黄龙出现往往被视为李唐的大瑞。即便是龙朔(龙朔即龙现)于野，也并非仅见于高宗时代，玄宗上台之前即以黄龙为自己的符瑞。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期，“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62]，所以玄宗开元七年(719)享太庙乐章第十六首《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的歌词就有对此的歌颂，所谓“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63]。但是即便如此，玄宗也未进行改元。高宗因为诸州奏报龙现而改元的动机，不能简单地用祥瑞改元来解释，实际上在高宗改元之前，已经多次出现了龙见的异象，比如贞观八年(634)，“汾州青龙见，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堕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尺，长七寸”。“显庆二年(657)五月庚寅，有五龙见于岐州之皇后泉。”^[64]但是太宗、高宗并未因此而改元。这就难以解释，为何到了显庆六年，高宗反而进行了改元。实际上，龙见并不是关键，关键乃是在于时间节点的特别——显庆六年是六十年一见的辛酉年，是革命的重要时期，而且作为革命征符的日蚀、太白经天先后出现了，这对高宗君臣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那么如何解释“龙朔”与改元的关系呢？其实干宝已经说得很清楚，龙的出现，是“主废兴之应也”。我们回到前文所引三善清行的《革命勘文》，他引述《诗纬》佚文“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后，也引述了其注(或为郑玄注)云:“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也就是说，辛酉年发生革命时，有青龙出现作为征兆。这显然是高宗因龙现而改元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除了两《唐书》等史料提到的益、绵诸州龙见事，《册府元龟》还提到，龙朔元年“六月，兖州青龙三十九见”^[65]。改元前后，连续有各州上表说龙现。兖州最为具体，说是青龙。青龙三十九见，显然是政治的操作，也许是兖州官员的曲意附会，是为了印证高宗改元的正确。地方祥瑞灾异的上报，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并非偶然。以此推断，之前上报的应与之一致，青龙是此次改革的主要理由。而且也就是在五月底、六月上旬，各种天文异相都出现了，包括极为凶险的日蚀和太白经天。这些都是为了验证当时高宗君臣对形势的判断——需要应对干支革命的风险。《册府元龟》的文献来源更加接近原典，也可再次印证“青龙”出现乃是辛酉革命的符征，而非简单的瑞祥。所以之前龙数次出现，太宗和高宗都未改元，但是到了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就进行了改元，其理论依据和内在逻辑，俱存于《革命勘文》所引的纬书条目中，又获得了当时历法、五行、占候等知识的支持。

辛酉革命之后的第四年，就到了甲子革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龙朔三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高宗要预先公告次年改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高宗之后也从未发生过。龙朔三年(663)“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元”。这种以诏书预定下一年改元的方式，在唐代中央政府的75次改元中，是唯一一次^[66]。龙朔四年正月一日，改为麟德。这次预先公告改元，是因为次年为甲子年，甲子为革令革政之期，依照纬书的理论，需要改元。此外，“麟德”年号也值得推敲。唐人刘庚《稽瑞》“麟降匈奴”条云:“《汉书》曰:武帝太始三年，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缋宗庙。元首元年，幸雍，祀五畴，获白麟之歌。终军对曰:‘野兽并角，明同本也。殆将有解辫发，削左衽，袭冠冕，要衣裳而象化者。'由是改元曰元狩。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来降。”^[67]麒麟的出现是降服夷狄的征兆，“解辫发，削左衽”，“名王来降”。麟德元年是664年，此时唐朝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公元666年，高句丽泉男生内附，次年高句丽被彻底摧毁。符瑞和真实事件之间无必然联系，只不过改元麟德或许反映了高宗君臣快点破灭外敌的期望。

高宗于龙朔二年改易百司及官名，正是自行革命之事的举动。我们参看日本历史上诸次辛酉、甲子改元的诏书，对比高宗的举措，也可发现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延喜元年(901)改元诏书云:

去岁之秋老人垂寿昌之耀，今年之历辛酉，呈革命之符。又云今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杀、谋杀、私铸钱、强窃二盗，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又复天喜爱今年半徭，老人及僧尼百岁以上，给谷人别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布告遐迩，俾知朕意，主者施行。^[68]

这道诏书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提到老人星的出现和岁次辛酉皆为革命之符，所以要进行改革——大赦天下，减轻徭役，馈赠老人。这都是以仁政克制革命之征的通常做法。高宗的龙朔改元诏书不知何故没有留存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麟德二年三月十七日诏:

今阳和布气，东作聿兴，甘泽虽沾，犹未周洽。眷兹南亩，弥用忧勤；瞻彼西郊，良深兢惕，宜顺发生之序，以申简恤之恩。西京及东都诸司，雍雒二州，见禁囚徒，宜准龙朔元年虑囚例处分。其西京令左侍极廉检校大司宪陆敦信充使、东都令右肃机卢承庆充使，必令息彼冤滞，称朕意焉。^[69]

这道诏书提到阳气布和，为了申简恤之恩，要求按照龙朔元年的办法对两京的囚徒进行甄别。又，龙朔元年八月丙戌，令诸州举孝行尤著及累叶义居可以励风俗者。九月甲辰，以河南县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其第^[70]。这与日本延喜元年改元诏书中提到的释放囚犯、体恤老人的做法是一致的。又公元961年，日本的《应和改元诏书》云:

忝居握符之名，未知驭俗之道。去秋皇居孽火之妖忽起，此岁辛酉革命之符既呈，怀乎如乘奔而无辔……上古帝王南面称孤者，或诫警诫而建元，或惊咎征而改号，是则修德却灾舆物更始之义也。其改天德五年为应和元年。^[71](www.chuimin.cn)

这道诏书提到的皇居发生火灾，是辛酉革命之符，这与唐高宗时代出现的日蚀、太白经天等异常天象的作用是一样的。改元是为了禳灾，所谓“速改号令，将禳变妖。盖兴物更始之义也”^[72]。同样的，在因甲子革令而改元的事例中，其改元诏书中也充满了修德防妖的思想，比如“甲子开历，宜慎一元之初兴。夫废寝忘食，岂如修德防妖，须寻汉策，出建元徽号，又解殷网，出宥过之洪慈”^[73]。“岁当革令，听三经之术区分。况推神武初首之季，或遇周诗大节之变，天数在我，夕惕小心。因兹专自施鼎义之新，宜开历运之号。盖兴物更始之义也。”^[74]“今兹岁星次甲子，故论复变之当否，气运革令之时也。干支周而复初，阴阳还以起端，是亦天道之变。宜除旧用新，盖兴物更始之义也。”^[75]

高宗龙朔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隋朝灭亡的警示。隋朝581年建立，601年辛酉革命，604年甲子革令，619年灭亡。高宗661年辛酉革命，664年甲子革令，上距隋朝灭亡不过短短40多年。而且高宗的担忧最后变为现实，唐朝689年亡国，被武则天的周朝所取代。

谶纬、历法构成了高宗改革的思想和知识背景，除了这些主观环境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其实在当时人看来，高宗当时面临的情况与隋代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对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朝鲜半岛的战争；对内，政治纷扰严重，党争激烈，皇位继承出现问题。公元660年，在攻灭百济之后，朝鲜半岛的战争并没有停止。663年，日军援助百济复国，与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会战；直到667年，李绩攻破平壤，高句丽亡国，战争才宣告结束。在这整个过程中，又正好赶上辛酉、甲子的革命之期，可见高宗的压力之大。虽然后来战争取胜，也并未引发国内动荡，但这是后来的结果，高宗君臣在事前无从得知，所以身怀恐惧。保存在《册府元龟》的相关记载最能说明问题，高宗龙朔三年八月谓侍臣曰:

比为海东负愆，须申吊伐，是数年已来，频有劳役，所在百姓，诚大辛苦，况缘军机调发，科唤百端，贪残之徒，恣意侵暴，兼复造船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问冀欲知其事实，然四方使至，略不尽言，表疏所陈，皆涉顺旨，我密加察，在下非无怨咨，如闻隋朝破亡，缘为征役不息，隋亡何必不繇此，相传其有此议……即日下诏曰:“……前令三十六州造船已备东行者，即宜并停，凡百在位宜极言得失，悉无隐，以救不逮。”^[76]

高宗对侍臣说“在下非无怨咨，如闻隋朝破亡，缘为征役不息，隋亡何必不繇此，相传其有此议”，可见将唐朝征伐高丽与隋朝灭亡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高宗本人对此也有觉察。这种警惕心理使高宗在龙朔三年也即甲子革令之前夜，不顾前方战事需要，下令36州造船已备东行者悉数停止。不过后来的战争顺利完全出乎高宗君臣的意料，因而这条史料被放进了歌颂君主“弭兵”的部分加以阐发。

值得指出的是，公元664年，当高宗提前公告次年改元的时候，在彼岸的日本，也开始了甲子改革。中大兄皇子是大化革新^[77]的推行者，一般认为是他建立了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可称之为大化体制。661年，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在其在位的第三年，即664年，却调整了之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史称甲子改革。甲子改革与大化革新的推行者同为中大兄皇子(即位后称天智天皇)，但两者的内容却明显相左。后者以赠刀、弓矢明确“氏上”身份，承认贵族尚未归公的部民和土地为私有，部分地牺牲了大化革新的原则。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了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时出兵朝鲜的败北，统治集团内矛盾激化，是甲子改革出台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说，甲子改革是大化体制的内在矛盾的反映。甲子改革正是为了使这一矛盾暂时趋于和缓，向世袭政治权力的贵族官僚做了必要的妥协，以便缓解矛盾，求得稳定，以利于大化体制的延续^[78]。但是，“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显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664年正是甲子年，如果说“甲子革令”的思想是甲子改革的一个思想背景和理论基础，并不过分。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我们可以看到，公元661—664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在进行政治改革，干支革命的纬学思想，在当时的东亚主要政治体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与今文经学思想紧密结合的纬学及其经典，从东汉以后，屡次遭到禁绝打击。尽管如此，其强大的生命力到了隋代及唐前期，依然对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随着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变迁，尤其是以带有人文色彩的古文运动和理学兴起之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就被逐渐从儒家学说乃至正统知识体系中剔除。这场从神文到人文的变迁，反映在政治思想上，是从天人感应学说，转为王者仁政学说。而阴阳五行、谶纬祥瑞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却完全发展出不一样的情况，其很多观念和知识，通过阴阳道等形式留存下来，对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乃至日常生活，继续维持了千年以上的影响，并且发展出自身的特点和体系。而这些思想和观念，反过来对理解中国自身的政治、思想传统，具有了重要的参照、参考意义。

比如韩愈(768—824)和三善清行(847—918)都以反佛著称，后者的《意见十二条》是少见的日本平安时代的排佛言论。他们都论及佛教的流传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危害^[79]。然而韩愈所代表的儒学新趋向把佛教和谶纬学说都排除出正统知识体系，而三善清行却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他的《革命勘文》给我们留下了“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这条纬书条目。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醒酮天皇时代朝廷成《大学式》，使经、算、文章生员井然有序，天算之学再兴。

在日本，这一纬学思想的影响，直到明治时代才宣告结束。而中国从高宗时代开始，这一影响即告消失。几乎没有再看到因为岁次辛酉、甲子而改元的情况。就唐代而言，武宗会昌元年是公元841年，正是辛酉年，纬书《春秋演孔图》云:“帝当会昌，成封岱宗。”宋均注:应会之期^[80]。虽然武宗的会昌年号，明显带有纬学的这一思想痕迹，但是他是即位改元，并非如高宗的干支改元。

“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的思想，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深究，比如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也是后来构建出来的，所谓戊午传入说，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道出了佛教“公传”日本的时间为公元538年，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年代相同，而《日本书纪》却主张佛教“公传”的时间为552年^[81]。这其中或有深意可以决发，当另撰文阐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