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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一、唐高宗龙朔改元、改革的谜团
显庆六年(661),岁次辛酉。春二月乙未(三十日),益州、绵州等五州纷纷上表称龙出现在州界内,唐高宗因此宣布改元,曲赦洛州,新的年号为“龙朔”[2]。从龙朔元年(661)到咸亨元年(670)共十年间,高宗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包括更改百司官称等。然而到了咸亨元年,这些改革中的大部分内容又都被取消了,重新恢复了之前的典制。由于史料的缺乏,加之现代理性与古代知识的隔膜,虽然这一问题事关唐代政治、制度、礼仪、思想等诸多重要层面,但学界甚少讨论。即便是研究制度史的学者,也鲜有试图揭开高宗龙朔改革思想背景的努力,仅仅以封建皇帝的随心改作加以敷衍。
高宗龙朔年百官诸司改名,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政府机构。三省六部、诸寺诸监、上台诸卫,东宫僚属、内廷女官,全在改易之列,可谓是唐代最大范围的一次机构更名。比如尚书省,原先长官是尚书令,副手是左右仆射。龙朔改革废除了尚书令,以左右仆射为长官,并且改其名为左右匡政,尚书省的佐官也进行相应改名。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都改易名称。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及其下属的司天监)概莫能外[3]。其他机构如御史台、殿中省、内侍省、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太府监、少府监、将作监、国子监、都水监等都进行了机构和官员改名。东宫官以及十六卫也进行了全面的改名。不但百司及百官更名,后宫妃嫔和女官,也进行了“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4]。
可以说,高宗把所有的中央机构都改了名,并且根据改易后的官名重新制定了律令格式,龙朔二年,高宗“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礼等复位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665)奏上”[5]。然而,重新拟定的格式在五年之后就废止了,因为高宗又将几乎所有的百官名号改了回去[6]。(www.chuimin.cn)
因为后来高宗几乎全部推翻了自己的改革内容,加上“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导致许多学者认为此次改易官名并无实际意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些改革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比如将玄武门屯营改为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7]。“置太子左右喻德各一人,分司经局;置桂坊,置令一人,司职二人,太子文学四人。”[8]若把百司易名之外的改革考虑进去,则高宗在龙朔年间进行的改革,实际规模要大得多。但令人奇怪的是,咸亨元年,高宗的改革运动戛然而止,又改回到龙朔元年之前的样子。
有学者试图从武则天和高宗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释这场看似莫名其妙的改革。他们认为,龙朔改革,“是武后掌权的标志”,“这实际上是武后登台前的一场序幕”[9]。或者认为,“龙朔二年官府改名,出自武则天的主张,标新立异,与传统不符”[10]。虽然没有具体证据的支持,但这些学者还是做了有益的尝试,试图解开其中的谜团。然而用政治斗争来解释龙朔改革,实在难以成立。所谓龙朔二年的改革“标新立异、与传统不符”的说法,也不符合史实。比如官名改易,高宗使用的反而是古义。而且“内职皆更旧号”,左右仆射改名左右匡政,设置太子喻德等,这些都带有鲜明的复古色彩。上述猜测都是从武则天后来革唐命、建周朝倒推出来的,而龙朔改革的时代离武则天称帝尚有近三十年的时间,这种倒放电影式的推论既无证据,也缺乏逻辑支持。实际上,高宗进行的这些改革是另有原因的。
中唐以后思想世界变化很大,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新儒学兴起[11]。谶纬学说逐渐被淘汰出正统知识体系,不但纬书散佚殆尽,而且与之有关的政治改作,也开始变得讳莫如深。权德舆《吏部员外郎南曹厅壁记》记龙朔改名云:“今因官署而举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龙朔咸亨改复之说,此皆不书。”[12]既然不书,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到此为止,这个问题似乎要成为无头公案。幸而日本文献中保留的信息,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峰回路转的希望。纬学传入日本,其发展道路与中国完全不同,尤其是其后来融入阴阳道[13],所谓“阴阳道”是根据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占卜吉凶、福祸的方术。6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备受重视,平安时代更是将其视为避祸招福的神秘方术深信不疑[14]。大量的阴阳五行、术数谶纬思想被日本文献保存下来,成为日本知识和传统的一部分。这些文献,不但对理解日本史意义重大,而且对中国自身研究的价值也不可低估。龙朔改革的思想源头,即植根于纬学的“辛酉革命”思想。而有关此说的记载,全然不见中国本土文献,但却在日本文献中保存了下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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