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时代：政治意义与中古研究

四、“甲子”的重要政治意义

甲子作为干支之始，在历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纬学系统中也逐渐获得有力的阐发。甚至甲子年也开始被历算家和谶纬家进行政治性的敷演^[75]。比如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为甲子年，在此年，隋炀帝继承大统，改元大业。重大的政治转折恰逢甲子年，因而被宫廷学者大加宣扬，以巩固隋炀帝之符命。《隋书》卷六九《袁充传》记: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76]

袁充和王劭、萧吉一样，都是隋代重要的天文历算方面的专家，也是隋杨符命的倡导者之一。由于仁寿四年为甲子岁，而且是上元甲子，袁充将其与古之圣王唐尧相比，认为隋炀帝以甲子岁即位，“共帝尧同其数”。

袁充为南朝士族出身，陈灭之后入仕隋朝。“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他不但以天象推动隋文帝废黜杨勇的太子之位，而且还以“隋兴已后，日影渐长”，以之为隋朝臻于太平的符瑞，上奏文帝云:

……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琁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77]

由此可见身为太史令的袁充，对于天文、历法相当精通，然而其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又多与谶纬之学杂糅，混为一体，比如他在此奏中引用的《春秋元命包》以及《京房别对》，都是纬书类的著作。天文历法知识与谶纬思想融合在一起，不惟袁充如此，实在也正反映了中古时代知识与信仰体系的一大特点。所以隋炀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78]。

其后天下乱，盗贼益起，炀帝心不自安。袁充复又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依然以隋炀帝上元甲子年即位，上符天命为理论依据: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纮，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天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

而且袁充还指出:“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79]

仁寿四年在历算乃至占卜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九宫历曾十分流行，它是一种结合历日与占卜的历算之法，是把《洛书》方阵的各数，加上颜色名称，分配在年、月、日、时，再考虑五行生克，用以判断人事，占卜吉凶的方法。年九宫的起算点正是以隋仁寿四年(604)上元甲子年为坎一，之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倒转，依次下排。正月九宫的排列也有其严格规律，也是从隋仁寿四年开始。这样，也可以在一份年表上逐年添上它的正月九宫之中宫数。结合前述所添的年九宫之中宫，我们随时即可获知该年的年九宫和月九宫^[80]。邓文宽推测，星命家所说的上元、中元、下元，概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年为上元，664年为中元，724年为下元，784年又为上元，以此循环，往复不绝^[81]。

隋代已经有许多与九宫占有关的历数书籍，《隋书·经籍志》提及的多达几十种。上揭袁充的奏言，已经有“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的说法。萧吉的《五行大义》更是对九宫占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

九宫者，上分于天，下别于地，各以九位。天则二十八宿、北斗九星，地则四方四维及中央，分配九有，谓之宫者，皆神所游处，故以名宫也。郑司农云:太一行八卦之宫，每四乃入中央，中央云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易纬·乾凿度》云: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合五十有五。九宫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余四十九，以当蓍策之数。^[82]

敦煌出土的九宫占文书以为隋仁寿四年为坎一，似并非偶然，一则仁寿四年确为上元甲子，在历法上具有相当重要的节点意义，另则以袁充为代表的历算家早在隋代就已经大肆宣扬仁寿四年的重要意义，作为相关知识的传承者，袁充等人的阐发，很可能被纳入后来的历算占卜之知识体系，故而后代的九宫占多以仁寿四年为起算点。

“甲子”的重要意义也被纳入纬书的内容之中，有所谓“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说法。中国古代的“革命”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汤武革命”，乃是天命转移，自夏桀转移至商汤。其次是尧舜禹的禅让“革命”，以和平方式转移天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革命与历法有关，为纬学所倡导，似可称为“干支革命”。^[83]即强调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以干支表示)，具有强烈的“革命”或者“革政”(革令)的力量。在“干支革命”中，有一说法为“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诗推度灾》云:“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84]类似描述也出自《诗纬》，《诗泛历枢》云:“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85]《纬书集成》摘录于徐坚《初学记》卷二一等资料。这一学说在史书中留下了不少痕迹，如《北史》卷九〇《艺术下·徐之才传》:“之才少解天文，兼图谶之学，共馆客宋景业参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启之，文宣闻而大悦。时自娄太后及勋贵臣咸云:‘关西既是勍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不可先行禅代事。'之才独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诸人咸息。须定大业，何容翻欲学人？'又援引证据，备有条目，帝从之。”《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梁天监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讲于重云殿，沙门志公忽然起儛歌乐，须臾悲泣，因赋五言诗曰:‘……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至午年，帝忧崩。”《后汉书》卷三〇《郎传》载郎上书顺帝时中引纬书:“《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又《宋书》卷一三《律历志下》载戴法兴与祖冲之议历法时谓“若南北以冬夏禀称，则卯酉以生杀定号”，及《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均载晋虞耸作《穹天论》论卯酉为天地之中说，二者或亦可能与“卯酉为革政”说所反映的思想有关^[86]。不过，“卯酉革政，午亥革命”说在历史上的影响要小于“辛酉革命、甲子革令”。(www.chuimin.cn)

“辛酉革命、甲子革令”说并不见于任何汉文资料，相关纬书内容，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辑录于三善清行(847—918)所撰《革命勘文》^[87]。据《革命勘文》，《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三百廿年。”^[88]又《春秋纬》云:“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五，王者改代之际会也。能于此源，自新如初，则道无穷也。”《革命勘文》引《诗纬》最为详细:

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注云:“天道卅六岁而周也，十周名曰王命大节。一冬一夏，凡三百六十岁。一毕无有余节，三推终则复始。更定纲纪，必有圣人，改世统理者。如此十周，名曰大刚。则乃三基会聚，乃生神明。神明乃圣人改世者也。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郊。”^[89]

今文学派纬书认为，《诗经》中蕴含着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从中可窥见历史运行的规律。其中历史的节点表现在“四始”、“五际”^[90]。

日本在8、9世纪亦热衷谶纬之说，与相关典籍在日本的广泛流布有莫大关系。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记载，日本当时有《易纬》10卷(郑玄注)、《诗纬》10卷(宋均注)等。此外，讨论天命五德灾异祥瑞和占卜的书籍也在日本广泛流传，包括萧吉的《五行大义》。《五行大义》在日本为阴阳竂生必读之书，其中引纬甚多，现存辑佚本引纬书28种约150余条。成书于797年的《续日本纪》卷二〇“天平宝字符年十一月”即提到该书。此外，《大唐阴阳书》^[91]、《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涉及星占祥瑞的书，也逐渐传入日本。

最能体现谶纬“甲子革政”说影响的，是784年(甲子年)桓武天皇(737—806年)借纬学理论“甲子革政”和“朔旦冬至，圣王享祚”发动迁都运动，将首都从奈良迁至长冈京，数年后再迁往平安京，平安京作为日本首都延续千年。《续日本纪》延历三年十一月一日条记载:

戊戌朔，敕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历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值于今，思行庆赏，共悦嘉辰。王公已下，宜加赏赐。京畿当年田租并免之。”

而且这一年恰逢甲子之岁，按照谶纬之说，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皆为改弦更张之良机，于是桓武天皇以此为契机，下诏迁都长冈京^[92]。

桓武天皇迁都的首要理由是我们上文已经反复讨论的“朔旦冬至”。显然桓武天皇深受纬书及中国历算的影响，其所谓“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历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以出现“甲子朔旦冬至”而亲祀南郊几乎如出一辙。尽管桓武天皇延历三年的“朔旦冬至”并非甲子日，似乎较太宗的“甲子朔旦冬至”逊色，不过延历法三年恰逢“甲子年”，桓武天皇因而可借助“甲子革政”的谶纬说来为迁都造势^[93]。

桓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曾孙，而奈良时代的天皇几乎都出自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的胞弟)一系，桓武天皇用沾满血腥的双手给自己夺得了天皇的地位，因此他的即位被视为具有强烈的“改朝换代”色彩。他先后迁都长冈京和平安京的主要目的，乃是与过于强势的旧佛教势力和天武系势力决裂，重建新的王朝。桓武天皇特意将即位时间定在了辛酉年，并且在三年后的甲子年强制迁都长冈京。这正是对谶纬“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主动运用，带有强烈的革旧布新的政治色彩^[94]。

值得一说的是，桓武天皇晚年派出的遣唐使空海和最澄，如其所愿，带回了新的佛教取代了奈良的旧佛教。以奈良古都为根据地的南都六宗，受到迅速崛起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挑战，最澄所传播的天台宗，被称为“总括释迦一代之教”，大有统摄六宗之势；空海创立的真言宗，被视为镇守国家的法宝。此两宗的传入，实与桓武天皇的支持分不开。最澄和空海都是受到桓武天皇的派遣而进入唐土求法。桓武天皇钟情天台和真言，乃是为了实现政教合一的理想，创建天皇中心的集权国家。日本天台宗甚至奉圣德天子为中国天台远祖慧思的转世，将天台法脉系于中国天台和日本皇室^[95]。

“辛酉革命、甲子革令”说在日本影响非常深远，从781年到1861年一共19个辛酉年中，日本16次更改年号。从724年到1861年的20个甲子年中，也有16次更改年号^[96]。作为日本正史起始的《日本书纪·神武天皇本纪》记载，神武天皇于辛酉之年(前660)即位。根据那珂通世(1851—1908)的研究，这是依照“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理论推算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推古天皇九年(601)往前推的第21个辛酉年(前660)为元年。谶纬学说还认为，每经过21个辛酋年，革命的力量会特别巨大。郑玄所谓“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三百廿年”。601年圣德太子开始摄政，将最能象征革故鼎新的辛酉年定为了日本开国之期^[97]。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因为与天命相连接，冬至以及冬至祭天虽然在桓武天皇时代得到了执行，但是在此后逐渐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早在659年，日本使臣津守吉祥便参加了唐高宗显庆四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的典礼，并被称誉为最谙礼节者^[98]。但是从平安后期到江户时代，除了“朔旦冬至”，在日本朝廷的年中岁时中，已经见不到冬至节的踪影。刘晓峰认为，中国的天命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如果天子无德，民生涂炭，天命就会转换，天子就丧失了其统治的正统性，百姓就会起来革命。而日本天皇的统治正统性的根源，是神性血缘的承继，没有的是以德衡量天子正统性的德治因素和人民有权推翻无德的君主的革命因素。中国古代的天命思想无疑又是危险的。整个8世纪日本统治思想的结构，是由日本的以血缘为根本依据的传统统治思想和中国的以德治为根本标准的天命思想传统构成的二重构造。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消化到一定程度，日本传统的统治思想开始渐趋强大，直到最后达到了封杀另一方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冬至节文化在日本的败北，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败北^[99]。

“辛酉革命、甲子革令”说似乎在中国并不流行，但是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至少，“甲子”因为与历法、谶纬关系密切，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旧五代史》云:“梁祖以天复三年迎唐昭宗于岐下，岁在甲子，其年改天佑。”^[100]以此为语境，一些旧说似仍有探究的余地，比如东汉末黄巾起义宣扬“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101]。过往的研究多关注前两句^[102]，但是“甲子”本身当有深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其背后当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