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揭示王者贞祥的朔旦冬至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萧吉特别强调“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

三、作为王者贞祥的“朔旦冬至”

“朔旦冬至”的历法现象自汉代就与纬学思想联系在一起，《乐叶图征》是《乐纬》的一篇，就将“朔旦冬至”解释为王者的祥瑞。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书隋文帝，也引述《乐叶图征》论证隋朝统治的合法性:

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叶图征》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46]

也正是在这一年，萧吉撰成《五行大义》，这本书被李约瑟誉为“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这本书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47]。不过从该书的内容判断，萧吉以精于五行术数，音律历法著称，其知识结构并不比当时其他士人更加“科学”，《五行大义》所呈现的知识结构，依然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基调^[48]。这与他给隋文帝的上书所表达的知识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萧吉在《五行大义》中多处引用《乐纬》，或源于南朝萧衍一族对音律重视的传统，梁武帝对乐纬非常重视，撰有《钟律纬》六卷、《乐论》三卷、《乐义》十一卷、《乐社大义》十卷^[49]。而且《乐五凤图》也是在南梁时期撰成。从书名判断，《乐五凤图》乃是对《乐叶图征》的模仿。从《天地瑞祥志》引述《乐纬》条目看，《乐叶图征》当为图谶，有图有谶。萧吉为萧梁子孙，其家学渊源深厚，所以同时精通纬学与历法，也就并不奇怪。

在给隋文帝的上书中，萧吉引述《乐叶图征》“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条，认为开皇十五年将出现“朔旦冬至”，即十一月的第一天(朔)，和一年的第一天(冬至)^[50]出现在同一天，预示着“圣王受享祚”。萧吉特别强调“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然据《后汉书·律历志》刘昭注引《乐叶图征》云:

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于牵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终始。或尽一其历数，或不能尽一，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纪，甲寅穷。宋均注:“‘纪'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终之大数也。王者即位，或过其统，或不尽其数，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甲寅之终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复沿前而终言之也。”^[51]

可见萧吉所谓“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似对原文意思的总结。但是这一总结在后来颇为流行。在唐代，朔日冬至被当作非常重要的瑞祥进行纪念^[52]。《太平御览》引《唐玄宗实录》记发生在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朔日至”，即“朔日冬至”:

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史奏曰:“朔日至，历数之元，嘉辰之会。按《乐计图征》(即《乐叶图征》)云:‘朔日冬至，圣主厚祚。'又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阴云祁寒有云迎日者，来岁大美。'此并圣德光被，上感天心，请付有司，以彰嘉瑞。”从之。^[53]

显然玄宗时出现朔日与冬至同一天的情况时，太史的上奏更为精炼，仅仅是“朔日冬至，圣主厚祚”，但是含义却分毫不差。玄宗因为朔旦冬至出现，而亲自到南郊祭天。权德舆《朔旦冬至摄职南郊，因书即事》一诗正是描写因为出现朔旦冬至这样的祥瑞，所以摄职南郊祭天，其诗云:

大明南至庆天正，朔旦圆丘乐七成。

文轨尽同尧历象，斋祠忝备汉公卿。

星辰列位祥光满，金石交音晓奏清。

更有观台称贺处，黄云捧日瑞升平。^[54]

《尚书·尧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55]冬至为一阳初始，确为民间比较重要的节日，虽然历法改易，但是冬至庆典，一直在民间流行。比如唐徐坚《初学记》卷四岁时部冬至条引北魏崔浩《女仪》称:“近古妇常以冬至日进履袜于舅姑。”^[56]而冬至祭天，也是唐代“凡岁之常祀二十有二”之第一祭^[57]。祭祀的同时还要“书云物”，通过观察运气，预测来年的丰歉灾祥。《太平御览》引《易纬·通卦验》云:“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向来，岁美人民和，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为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其效也。”^[58]《全唐诗》中有《南至日太史登台书云物》云:“圜丘才展礼，佳气近初分。太史新簪笔，高台纪彩云。”^[59]可见冬至书云物主要是太史的职责。《全唐文》中收录有《南至郊祭司天奏云物赋》^[60]。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太史局有《长至祥瑞奏》，称:

平明阴云祁寒，及其日出，有云迎日，又有祥风至。须臾日出，有黄白冠，及日南有珥。臣谨按《黄帝占》云:“冬至之日，阴云祁寒，来岁大稔。人安，五谷丰熟。”又曰:“风不及地，和缓而来，谓之祥风。王者德至于天，则祥风起，日冠且珥。人主有嘉。”并太平之嘉应，臣请宣付所司。^[61]

以往对冬至的研究，往往强调礼仪性或民俗性^[62]，基本上在社会生活史和国家典礼的层面进行讨论，而完全忽略了谶纬、历法、祥瑞等思想和学术背景，以至对“朔旦冬至”的政治思想内涵揭示不够。比如太宗朝的历法之争，背后就隐含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动机。(www.chuimin.cn)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赴南郊祭天，《旧唐书》本纪记载:“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圜丘。”^[63]此条记载寥寥数语，看似并无特出之处，但实为贞观中历争的关键转折点。而历争背后所隐含的历算、天文、谶纬、五行、天命思想，彼此援引，互相阐发，构成了隋唐政治合法性论述体系之主体，实为理解隋唐时代乃至整个中古时代政治的一大关键。《新唐书》记载略详，但仍限于历法本身的技术讨论，并未触及问题之实质:

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十四年，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风新术，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当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又以平朔推之，则二历皆以朔日冬至，于事弥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传》或失之前，谓晦日也。虽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为朔可也。从之。^[64]

以现代知识判断，冬至和朔日是否在同一天，似无关紧要之事。依照傅仁均的《戊寅历》，朔日是癸亥日，冬至是甲子，相差一天。但是依李淳风之历，则冬至与朔日同在甲子日。“甲子朔旦冬至”，这对唐人来说，不啻为一大瑞祥，乃是值得大书特书之盛事。正因为如此，参加讨论的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人，大都倾向于李淳风的意见^[65]。

“甲子朔旦冬至”正是太宗亲祀圜丘的原因。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而祭祀必得其时。“甲子朔旦冬至”在古代历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往往作为“上元”取法的标准，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比如汉武帝就“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66]。加上历算与谶纬关系密切，纬书所谓“甲子革令”、“朔日冬至，圣主厚祚”等论述，也加强了这次太宗亲祀圜丘的特殊性^[67]。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次不但是作为“月统”的朔日、“年统”的冬至在同一天，而且干支也落在“甲子”，与普通的朔旦冬至更为稀见。但是这一天大的贞祥，有赖于李淳风的新算法，若依照太史令傅仁均的算法，这三者并不在同一天。所以《唐会要》的记载说明，并不是先有太宗祭天，才有“甲子朔旦冬至”的讨论，实际的情况是，先有太宗将此问题诏下公卿八座讨论，议定从李淳风的算法后，才有祭天之事的发生。《唐会要》云:“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历，以癸亥为朔旦。诏下公卿八座详议。”^[68]许敬宗《百官贺朔旦冬至表》更是佐证了《唐会要》的记载:

臣闻乾坤资始，上元开历象之端，日月还流，朔旦正璇衡之本。事韫有形之表，理遂无物之先，故能运彼神枢，材成庶类，丽兹黄道，孕育群生。惟圣则天，允执在躬之历；惟皇作极，必叶履端之契。所以《书》称敬授，《易》曰明时，克正隆平。无非此道。伏惟皇帝陛下……肇一元于甲子，致希世之贞符，挟五始于长至，播光前之茂礼。伏见宣义郎李淳风表称，窃见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勘得今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异张胄元法，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然自初及半，日月全未相离，算与太初，事皆符合。奉敕付有司及经术者详加考定，以议奏闻。于是鸿生硕儒，咸稽茂典，研精覃思，俱考旧文。国子祭酒臣孔颖达十有一人，与尚书八座参议得失，咸以为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淳风推校，理尤精密。……臣等生属寿昌，累逢祉福，至于今庆，旷古无俦，何幸如之？亲承旦暮，不任欣跃之至。^[69]

在许敬宗代表公卿八座给太宗的贺表中，充满了对傅仁均的指责，认为他的计算“差三刻”，“用乖天正”。通过详细记载论证的过程，此贺表已经认定李淳风的“甲子朔旦冬至”的合法性。这是太宗皇帝的一大成就，是上天垂迹，所谓“肇一元于甲子，致希世之贞符，挟五始于长至，播光前之茂礼”。大臣们也感到“生属寿昌，累逢祉福，至于今庆，旷古无俦，何幸如之？亲承旦暮，不任欣跃之至”。

由于“甲子朔旦冬至”在贞观十四年的发生，使得此年变得非同寻常。恰巧的是，就在同一年，大唐的军队在侯君集带领下攻灭高昌，将唐帝国势力深入中亚。所以就在此时，诸大臣推举上官仪上《劝封禅表》，希望太宗能功成封禅泰山。上官仪《劝封禅表》云:

陛下德光宙始，文焕震初，席萝而因万物，典襄而济下元。……加以璇历启征，躔南至于朔旦；金鼓问罪，削左衽于交河。^[70]

《劝封禅表》将“甲子朔旦冬至”与侯君集攻灭高昌相提并论，认为是太宗的重大功绩，其中深意，殊为明白。次年，太宗正式下诏，准备封禅泰山。不过由于“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71]而作罢。

又比如武则天时代，也通过改易历法，而得到“朔旦冬至”的祥瑞。武则天《改定闰月制》云:

顷者所司造历，以腊月为闰，稽考史籍，便紊旧章。遂令去岁之中，晦仍见月，但恐寒暑未节，有爽天经。用深钦若之怀，式陈敬授之典，重更寻讨，果差一日，履端举正，属在于兹。宜改历惟新，革非于既往，可以十月为闰，十月一日甲子朔旦冬至。^[72]

《旧唐书》卷三三《历二》亦记此事，并在其后紧接着记道:“是岁得甲子合朔冬至。于是改元圣历，以建子月为正，建丑为腊，建寅为一月。”^[73]也就是说，因为改历，所以得到了“甲子合朔冬至”的祥瑞。从载初元年(690)至久视元年(700)，武则天用周正，以十一月为正月，朝贺也于正月举行。即从将一月作为正月的夏正来说，则天武后的朝贺是于冬至到来的十一月举行的。而且经过“以十月为闰”的调整，圣历元年终于出现了甲子朔旦冬至的祥瑞。所以《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神功元年(697)条云:“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所有这些对历法的操作，其实背后都是政治性的原因。

崔融《为宗监请停政事表》中，将这次出现在武则天时期的“朔旦冬至”视为“鼎命维新”的标志:

今者契丹大剿，默啜自来，六合大同，四方向化，加以朔旦冬至，鼎命维新，五星若连珠，二曜如合璧:谓宜退不肖，进贤良，与天同休，与人更始。^[74]

崔融所谓“五星连珠，二曜如合璧”，正是历算中对“上元”的描写。武则天时期的这次“朔旦冬至”也被描述成与甲子日契合。

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揭示王者贞祥的朔旦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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