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她在许多地方把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
2023-11-28
傅仁均《对王孝通驳历法议》论推上元之法云:
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26]
《旧唐书》卷三三《历二》载《麟德甲子元历》云:
太极上元,岁次乙巳,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日,黄钟之始,夜半之时,斗衡之末建于子中,日月如合璧,五星若连珠,俱起于星纪牵牛之初踪。今大唐神龙元年,复岁次于乙巳,积四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算外。上验往古,年减一算。下求将来,年加一算。乙巳元历法积数,大约如此。其算经不录。[27]
古人治历,首重历元,如《后汉书·律历中》所谓“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历元分“上元”和“近距历元”两种。根据观测往上推算,求出一个出现夜半甲子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大行星又聚集同一方位的时刻,此时刻称“上元”。古人把冬至作为一岁的开始,把朔日(日月交会的一日)作为一月的开始;把夜半子初作为一天的开始,把“甲子日”作为干支纪日周期的开始,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则是一个七曜会合周期的开始。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是指在某个特定时刻,太阳初升而月亮未落如双璧,众星排列如串珠的景象。正因为如此,五星连珠在纬书中,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征兆,是王者的祥瑞。《易坤灵图》云:“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在中古政治史中,五星连珠的出现往往能掀起政治波澜,比如安禄山的起兵,就与五星连珠的出现相关,而被其用作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28]。
如果找到一个“甲子朔旦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星又相聚于同一方位的时刻,就是理想中的“上元”。此时,太阳行到黄道的最南端,日、月、地心及观测点都在同一直线上,且日、月在地心的同一旁,观测点在地心的另一旁[29]。自“上元”到从上元到编算历书之年称“上元积年”[30]。
历元的设立,不是天文学上的,而是思想意识上的,是为了神化这个历法,以显示皇家所颁历法的神圣性[31]。对“上元”的描述,频繁出现在正史的相关记载中,比如《汉书》卷二一《律历上》云:“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32]《新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33]李淳风《乙巳占》云:“上元乙巳之岁,十一月朔,甲子冬至夜半,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俱起北方虚宿之中,合朔冬至以来,至今大唐贞观三年己丑之岁,积七万九千二百四十五年算上矣。”此也正是《乙巳占》得名之缘由。
所以“上元”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它既表明受命于天的符命,又暗含万象更始,除旧革新之深意。唐朝有两个“上元”年号,分别在高宗(674—675)和肃宗(760—761)时代,都是两年,虽然短暂,但在一个王朝内年号重复出现,实属罕见。韩昇指出肃宗改元上元,或取此义,所谓“一周之始,万象更新”,那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壮丽天象,让统治者无限向往,开辟新纪元的豪情在胸中澎湃。肃宗艰难地指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终于迎来曙光,他更改年号,祈求早日取得完全胜利,再造帝国[34]。不过韩昇所论甚略,且将其归类为古代阴阳五行家之言,数语带过。其实正如笔者所揭,“上元”之含义,并非空洞的形而上学,而是有具体的历法、天文理论作支撑。
高宗改元上元,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其改元的初衷。不过历法与音律向来相连,进而与纬学思想彼此援引和阐发。依据这一理论,我们或可推敲高宗改元的原因,尤其是高宗作《上元乐》的政治考虑。冬至在十二律吕中被定为黄钟,“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35]。而七纬之一的《乐纬》更是将圣王制礼作乐的时间,与历法的计算联系在一起。《乐动声仪》云:“作乐制礼,时有五音,始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郑玄注曰:“戊辰,土位。土为宫,宫为君,故作乐尚之,以为始也。夜半子,亦天时之始。”《乐动声仪》又解释道:“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总五行为一。”“中元者,人气也。气以定万物,通于四时者也。”“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下元者,地气也,为万物始质也,为万物之容范。生育长养,盖藏之主也。”[36]高宗在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圆丘、方泽、享太庙用之,余祭则停”[37]。《上元舞》“百八十人(又作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38]。贞观初,郊庙朝会,用文舞《治康》,武舞《凯安》,皆改自隋。后代之以武舞《破阵》,名《七德》;文舞《庆善》,名《九功》,加上《上元舞》,被认为是最能象征李唐功业和受命于天的三部乐舞。从敕造新乐的时间点而言,正是在冬至祭天前后。(www.chuimin.cn)
高宗改元上元,实际是一次除旧革新的政治尝试。据《旧唐书》载:
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追尊六代祖宣简公为宣皇帝,妣张氏曰宣庄皇后;五代祖懿王为光皇帝,妣贾氏曰光懿皇后。增高祖、太宗及后谥。大赦,改元,赐酺三日。
肃宗在760年改元“上元”,正史语焉不详,颇与天象变异有关。“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所谓“星文变异”,似指四月“丁巳夜,彗出东方,在娄、胃间,长四尺许”,又闰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长数尺”[39]。推究上元的本意,与天文历法渊源极深。历法“敬授人时”与“颁告正朔”,都是古人探究天命的重要方式。赵贞认为:“肃宗改元上元也别有一番深意,他通过借用历法上元之始的含义,希望更加准确的窥测天象,进一步领悟和捕捉上天的各种旨意,从而更好地维护李唐王朝的天命统治。”[40]其实肃宗改元“上元”,一年之后又突然去“上元”及尊号,但称“元年”,其中大有深意,似仍有剩义有待揭示。
“上元”作为历始,深具鼎革布新之含义。分析肃宗《改元上元赦文》和《去上元年号大赦文》,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肃宗似有将自己的统治与父亲玄宗的时代划开的意图,强调自己是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所谓“属天人叶纪,景象垂文,爰遵革故之典,将契惟新之命。义存更始,庶有应于天心”。“革故”、“惟新”、“更始”等词汇,都带有强烈的鼎革色彩。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肃宗甚至改掉了唐王朝的正朔,《去上元年号大赦文》曰:“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可行,叶用斯在。自今已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天正岁首,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41]有唐290余年,历凡八变,其中仅有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和肃宗上元二年这一年实施的是建子历,其他都是建寅。夏正建寅,以一月为正,殷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正。寅、丑、子合称三正。从理论上讲,历代之改正朔就应围绕寅、丑、子三正而选择。
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甚至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体现新政权的革命性[42]。周正建子,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武则天采用周正这段时期,冬至出现在了正月,载初元年(689)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享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天授二年(691)“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此处的“正月”,即采周正之前的十一月[43]。武则天合祭天地,显示“阴阳”并重,其中似也大有深意。然而后期,武则天的政治倾向却开始有意地向李唐回复。这一制度性的标志便是久视元年(700)十月甲寅,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武则天改岁首为传统的一月,并非由于客观上的历法不便[44],而是有意地回归李唐正朔,《新唐书·武皇后纪》直接记作“复唐正月”,可谓得其深意。
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必须首先进行改正朔、易服
色、制礼乐、法制度等改制工作。在这一系列改制活动中,改正朔又是其核心内容,因为服色、礼乐、制度皆依正朔而改。《春秋》开卷云:“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是一条具体的历史时间记载,未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饶宗颐先生指出,《公羊传》之“大一统”乃“时间大一统”[45]。《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汉书·律历志上》载,武帝元封七年,诏御史大夫倪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议,皆曰:“帝王必改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魏书·律历志上》记:“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改正朔”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有本朝特色的历法系统,以受命于天。
武则天以外姓取代李唐,确为革命之事,改正朔也可以理解。但是肃宗本为李唐子孙,而改李唐之正朔,确为罕见之事。肃宗改历仅仅经历半年,至建巳月又改用夏正。这六个月跨在两年内,于是上一年少了十一月和十二月,下一年有两个十一月和十二月。如此的改历,或应考虑当时肃宗与玄宗关系,以及肃宗开创新局的企图心来加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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