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中古历法与政治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实际上，古代历法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主要是论述王朝历数，并预测家国命运。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一、中古时代历法、谶纬、政治之关系:一个思想背景

历法为农业服务一直为一种主流之观点，几乎众口一词，比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就认为:“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2]《尚书·尧典》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往往被理解为安排农事活动。但是实际上古代中国历法致力于研究日、月和五大行星之间的运动规律，远远超出了编制历谱历书的需要。江晓原认为古代历法主要为星占术服务^[3]。实际上，古代历法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主要是论述王朝历数，并预测家国命运。所谓“历数”，即王朝之符命^[4]。《隋书》卷三八《刘昉传》载隋文帝诛刘昉诏云:“天之历数，定于杳冥，岂虑苞藏之心，能为国家之害？”^[5]《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义宁二年隋帝禅位高祖诏云:

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甿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6]

《旧唐书》卷三〇《音乐三》载景龙三年中宗亲祀昊天上帝乐章十首，其中一首曰:“降神用豫和:天之历数归睿唐，顾惟菲德钦昊苍。选吉日兮表殷荐，冀神鉴兮降闿阳。”^[7]《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记起居郎之职掌云: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8]

记太史令之职掌为:“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9]

历数与颁正朔^[10]紧密相关。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垄断性特权。《周礼·大宗伯》记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11]。

其实历算、历法或历数的功能与角色，正史中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比如《汉书》: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12]

又如《晋书》:

昔者圣人拟宸极以运璇玑，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历，敬农时，兴物利，皆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者也。然则观象设卦，扐闰成爻，历数之原，存乎此也。……至乎寒暑晦明之征，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皆应躔次而无淫流，故能该浃生灵，堪舆天地。^[13]

不论《汉书》的“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还是《晋书》的“该浃生灵，堪舆天地”，进而指明“寒暑晦明之征，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都是对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关怀。

历法与政治得失、社会起伏联系在一起，祖冲之论述得极为得当，所谓“分至乖失，则节闰非正”^[14]。即历法有偏差，分点、至点定不准，就会引起家国多难，江山不虞。这与古人阴阳五行的理论大相符合。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五官郎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上言，将当时“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的情况，归咎于《四分历》的“历元不正”:

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也。

冯光、陈晃认为《四分历》庚申为元，不见于图谶，所以导致政治动荡。而蔡邕则反驳说:“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从《四分历》推算，“上至获麟，岁在庚申，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所以以庚申为元，“谶虽无文，其数见存”^[15]。从此条记载可证，历法历来与图谶相结合。不见于图谶，被视为历法的一大缺点，而蔡邕的反驳，则强调虽然不见于图谶，但是其“数”仍在，此“数”，即通常所谓“历数”。

东汉元和二年(85)《太初历》被《四分历》所取代。汉章帝在改历诏书中，将当时“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的局面，归咎于历法之“乖失”。《太初历》误差越来越大，立春已晚一日，导致“以析狱断大刑，于气已迕”。而《四分历》最终占据上风，乃是源于“凤鸟应历而翔集”这一祥瑞。凤凰为太平之瑞，应《四分历》而至，为《四分历》的胜出奠定了基础^[16]。(www.chuimin.cn)

历法关乎国运起伏、民生福祸，所以务必不能乖失。比如日月交餐具有重大的星占意义，日食、月食，往往与王朝兴衰、政治得失联系在一起。比如李淳风《乙巳占》卷一日蚀占云:“(日蚀)又为臣下蔽上之象，人君当慎防权臣内戚在左右擅威者。”同书卷二月蚀占云:“月生三日而蚀，是谓大殃，国有丧。……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又云:“春蚀，岁恶，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历法研究可以精确预报日月交食，如果预报不准，甚至会成为改历的重要原因。比如开元九年(721)因《麟德历》预报日食接连不准，于是命僧一行改作《大衍历》。

“析狱断大刑”不能迕气，在隋唐时代依然是历法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隋文帝曾在六月杀人，遭到大理少卿赵绰据此理论的反对:

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17]

赵绰以“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刑杀劝阻隋文帝杀人，但是隋文帝强调虽然六月是生长之月，但是也偶尔会有雷霆之事。《唐律疏议》对非时杀人有详细的规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

疏议曰:依《狱官令》，“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月日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谓正月、五月、九月，“及禁杀日”，谓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虽不待时，于此月日，亦不得决死刑，违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谓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正月、五月、九月及十直日，不得行刑，故违时日者，加二等，合杖八十。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闰者，令问但云正月、五月、九月断屠，即有闰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决死刑。^[18]

要析狱断刑，需要历法精确，顺应天时，避免立春、秋分、朔望、上下弦等重要时间节点分至乖失。

董仲舒将阴阳、德刑、夏冬与天命联系在一起，论道:

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19]

既然阳为德、阴为刑，而冬至为一年阳气最弱、阴气最盛之日，冬至之后阳气滋生，阴气下降，为万物生长之期，故不以刑杀忤上天之道。甚至在这一阳初起的特别时期，需广施德政而增加“阳”的力度，释放罪人而减少“阴”的压力，都有助阳气的升腾。《全唐文》载肃宗《乾元元年南郊赦文》云:

今大礼斯举，元符允答。行庆施惠，尚属于阳和；出系挺囚，必当于时令。思与天下，更布惟新，宜覃肆眚之恩，以洽雍熙之化，可大赦天下。除反逆之党缘坐谋杀十恶劫盗临监主掌，自余一切原免。其余逆贼元谋及胁从，今但归投，并原其罪，仍与官赏。^[20]

德政与刑杀的实施，与历法关系密切。比如冬至时间的确定，如果出现偏差，则会违逆天道，后果不堪设想。同样的，祭祀也必得其时而祀之，才能奏效。唐代冬至南郊祭天，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必得其时。

古代历法的制定，往往受到谶纬的影响。比如高洋代东魏称帝，建元天保(550—559)，为北齐文宣帝。文宣受禅，命散骑常侍宋景业协图谶，造《天保历》。宋景业奏称:“依《握诚图》及《元命包》，言齐受录之期，当魏终之纪，得乘三十五以为蔀，应六百七十六以为章。”文宣大悦，以自己即位是符合图谶、顺天应人之举^[21]。隋文帝建立隋朝，常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因为“盛言有代谢之征”^[22]，而议造新历。薮内清认为，北朝改历主要是从政治着眼，而南朝是从纯历法方面着眼。但从实际情况观察，南北方的历法改易，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萧吉等人也都是南方士族，显见南北方或在具体知识上存在差异，但在以政治角度改易历法则并无明显区别。不过薮内清对北朝历法和政治关系的观察确实近于史实。北魏太平真君时代(440—450)，崔浩造《五寅元历》，附会谶纬思想之论甚多。北魏的《神龟历》以魏为水运，与五行学说相附会，以北方水正之位壬子为上元。《正光历》仍以魏为水德，取壬子岁为上元。后来的《星河历(甲子元历)》、《天保历》无一不附会谶纬、五行之说。《正光历》主撰李业兴，对谶纬学说非常依赖。继北朝之后的隋，将隋灭掉的唐，都一仍其旧，而且还延至宋代^[23]。

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历》，上书陈此历的七种优点，其中五事都是与祥瑞、谶纬有关系，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有关^[24]。隋唐时期的历法依然主要着眼于服务政治，而谶纬祥瑞之说，也就绕不开去^[2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隋唐时代，历法与政治起伏的关系如此密切。

神文时代：中古历法与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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