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流志本人出身婆罗门，熟悉历数、咒术、阴阳、谶纬，这就难怪他能够在所翻译的《宝雨经》中融合外来的佛教意识和本土的阴阳谶纬观念，进而服务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
2023-11-28
《宝雨经》对武周政权的意义
【摘要】：《宝雨经》的译出并非偶然，它是武后革唐为周的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宝雨经》的翻译，对武周政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女身为帝和杀害父母说:《宝雨经》对武周政权的意义
武周政权与佛教关系密切，已为学界所广泛认同，如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信仰佛教的必然性[3]。以个人因缘和信仰背景来解释政治举动，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武则天在太宗驾崩之后出家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以及其家族的佛教背景，应该培养了武则天一定的佛教修养，为其借重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长寿二年(693)，在武则天的支持之下，达摩流支[武则天改其名为菩提流志(Bodhiruci)]等译成《佛说宝雨经》(以下简称《宝雨经》)十卷。《宝雨经》的译出并非偶然，它是武后革唐为周的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过去学界比较关注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进行政治宣传，而对《宝雨经》的意义揭示不够。主要的原因在于《旧唐书》明确提到了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4]而两《唐书》对《宝雨经》都未提及。
但实际上，《宝雨经》的翻译，对武周政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富安敦(Antonino Forte)在《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指出两者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武周政权的佛教理论基础[5]。富安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武后御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新的八十卷《华严经》于圣历二年(699)十月译完，武则天在御撰序言中大谈佛教赋予自己的符命: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祯绝瑞，既日至而月书；贝牒灵文，亦时臻而岁洽。逾海越漠，献之礼备焉；架险航深，重译之辞罄矣。[6]
在这段自述中，武则天把《大云经疏》、《宝雨经》都视为预示自己符命的谶文，《大云》在前，《宝雨》后出，而“河清海晏”、“殊祯绝瑞”则是标明自己的统治受到肯定的征祥。然而在《宝雨经》译出之前，武则天在宣扬自己符命的时候，仅仅提到《大云经疏》，并不会提到《宝雨经》，比如天授二年(691)三月她在《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中说: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7]
可以推测，《宝雨经》译出之后，被纳入既有的宣传体系，完善了《大云经疏》的不足，从这之后，《宝雨经》和《大云经疏》在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中往往被一并提及。
实际上，把《宝雨经》和《大云经疏》相提并论，视为武周政权上符天(佛)命的理论基础，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并不局限于武则天本人。比如当时有名的大臣李峤在《宣州大云寺碑》歌颂武则天云:“藏象秘箓，祯符郁乎《大云》；发迹乘时，灵应开于《宝雨》。”[8]贾膺福的《大云寺碑》说得更加清楚:
自隆周鼎革，品汇光亨，天瑞地符，风扬月至。在璿机而齐七政，御金轮以正万邦。(阙六字)千圣。菩萨成道，已居亿劫之前；如来应身，俯授一生之记；《大云》发其遐庆，《宝雨》兆其殊祯。[9]
李峤和贾膺福把《大云经疏》和《宝雨经》并列的做法，跟武则天自己所谓“《大云》之偈先彰”，“《宝雨》之文后及”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把《宝雨经》视为跟《大云经疏》同等重要的文献——这其实是带有谶书色彩的佛典。
虽然没有像《大云经疏》一样获得在全国建寺的待遇，但是作为武则天受命符谶之书，菩提流志等新译《宝雨经》也同样颁行到地方。这一点荣师新江已有详细的揭示[10]。陈寅恪在《武曌与佛教》中已指出，敦煌残本的《大云经疏》，即当时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原本。而颁行到地方的《宝雨经》写本，根据荣师新江的研究，共有六件，可分为三组:
(一)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敦煌所获S.2278号，为《佛说宝雨经》卷第九，有长寿二年(693)译场列位及证圣元年(695)四月八日检校勘授记。其题记云:“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九月丁亥朔三日己丑佛授记寺译，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南印度沙门达摩流支宣释梵本。”又，国家图书馆藏李26、李31为卷一残卷，S.7418为卷三残卷。这些应是颁到沙州的写本残卷。
(二)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与乌鲁木齐间一遗址出土的MIKⅢ113号，为《佛说宝雨经》卷第二，有长寿二年译场列位。这应是颁行到西州的写本残卷。
(三)日本东大寺圣语藏所藏日本传世写经，也有《佛说宝雨经》卷第二，也有长寿二年译场列位。这应当抄自原颁行到唐朝某地的写经。(www.chuimin.cn)
三组写经均用武周新字[11]，写经格式基本一致，译场列位大体相同，都属于译场译完后送到秘书省的“进奏本”。一般而言，每当一部佛经翻译之后，都会请抄经机构专职书手抄写，以便流传，这是官方的佛经抄写[12]。这些具有强烈官方意识形态的写本，很快就被送到唐朝地方各州，可见武周政权对它的重视程度。除了官方抄写之外，还有私人抄写。吐鲁番出土的《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在所拟抄写的佛典目录最后，列入了《宝雨经》，说明此经对当地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官方，甚至渗透到胡人部族及地方大族，他们主动地抄写《宝雨经》，不但是个人信仰的原因，更带有强烈的政治投机色彩[13]。
过去学者多强调《大云经疏》为其以女身统治天下进行政治宣传[14]，但是实际上《大云经疏》所涉及女身当王的内容不过寥寥数语，含糊说净光天女当王阎浮提，实不足以单独作为武则天篡唐称帝的有力根据。《大云经》早译出，即《大方等无想经》。昙无谶《大方等无想经》云:“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15]但是，第一它并未提到武则天的名字，第二也没有提到何处为王。只是说该天女将来会作转轮王。薛怀义等撰《大云经疏》时，将经中“净光天女”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根据这些注疏，垂拱四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但是，这不是佛经里的内容，而是薛怀义等人的解释，可以说是于经无征，有点牵强[16]。
《宝雨经》最大的贡献，第一在于它明确说明此女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第二，它并非注疏，而是佛经，从而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因为《宝雨经》的译出，武则天称帝得到了佛经经文的证实。可以说，《宝雨经》才是武则天为女主的直接理论来源。有的学者比如郭朋就指出，《宝雨经》有关武则天女身为中国主的内容，比《大云经》要清楚得多:在“佛灭”后两千年的时候，有一位“故现女身”的“菩萨”，要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为自在主”[17]。诚为确论。
除了《宝雨经》支持武则天以女身当皇帝这一观点之外，汤用彤提出新说，认为菩提流志等人在新译《宝雨经》时增加了“菩萨杀害父母”的语句，从而为武则天杀害李唐宗室提供了理论依据，武则天引《宝雨经》以自饰[18]。此说颇令人费解。《宝雨经》并无“菩萨杀害父母”之文，而是菩萨为了让信众心生信服，现出神通，在信徒面前幻化出父母，菩萨杀害的，是其幻化出来的父母[19]。与此同时，《宝雨经》谈到最多的，还是孝顺父母的内容，比如当谈及为了菩萨不生边地时，《宝雨经》说，边地之人“顽嚚愚憃，犹如哑羊，如是等类于善恶言义不能了知，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婆罗门”[20]。可见，《宝雨经》并不反对，甚至是歌颂孝顺父母的。所谓菩萨杀害父母只不过是其教诲有罪众生的手段，防止他们自怨自艾，放弃获得救赎的希望。
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之前，已经存在两种译本，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宝云经》八卷，另外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俱在《大正藏》第16册)。对比三种译本，《宝云经》和《大乘宝云经》中都没有所谓支那女主之说，可知菩提流志译本中关于日月光天子现女身为国王的说法是其窜入的。
关于“杀害父母”的内容，出现在《佛说宝雨经》的卷第三:
若此有情未能悔过，是时菩萨欲令彼人心生信伏，为现神通，广说彼人思惟之事。……菩萨又复于彼人前化作父母，说如是言:“汝可观之，我即是汝同伴丈夫，汝莫悔过此所造业，毕竟不堕捺洛迦中，亦不退失利益安乐！”如是说已，即便杀害所现父母。菩萨于彼有情之前示现神变，彼人思惟:“有智之者，尚杀父母不失神通，况我无智而造此业，堕捺洛迦，退于利乐！”尔时菩萨为彼有情演说妙法，令其恶业渐得轻微，犹如蚊翼。是名菩萨除遣恶作方便善巧。[21]
但是实际上，这段内容不是菩提流志编造的，更不是窜入的。在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宝云经》的对应部分，也就是《宝云经》卷第二，有同样的内容:
云何名菩萨善除疑悔？若见众生作五逆罪及余诸恶，菩萨即语众生言:“汝今何为愁苦如是？”彼人答言:“我作五逆罪，愁忧悔恨。舍此身已，当久受苦恼，长夜衰损，无有义利。”菩萨为现神变，适其心念。令彼信服，便生信敬爱乐。菩萨又复化作父母而加逆害，彼作是念:“菩萨神足威力无量，犹害父母，况我愚痴而能不作？”[22]
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相应部分(卷第二)也有同样的内容:
善男子，云何菩萨善解断除疑悔方便？菩萨摩诃萨见是众生作五逆罪，及余不善种种罪业。……是时菩萨于其人前，而作变化，化作父母，而作是言:“仁者见不，我之父母亦被杀害。”杀父母已，复作神通而现是人，令其欢喜，“如是之人，有大神通，尚杀父母，何况于我？”是时菩萨为是众生而说法要，令其罪业展转轻微，薄如蝇翼。如是菩萨断除疑悔，善巧方便。[23]
对比三种译本，可知菩提流志新译《宝雨经》关于菩萨“杀害父母”的内容并非是菩提流志等人窜入的，更不是捏造的，在原本中就有同样的内容。从内容可以判断，这段内容是在说犯下杀害父母等罪业的人，因为担心陷入无尽报应而对前途绝望，菩萨为劝导此类有情，幻化出父母进行杀害，达到说服他们打起精神，遵从佛法的目的。从逻辑上推断，《宝雨经》十卷，最能达到政治目的的当属卷一，在卷三中增加政治内容，将其混杂于繁杂的佛经教义中，恐会损害政治本意。武则天以《宝雨经》菩萨“杀害父母”为自己屠杀李唐宗室辩护的观点，恐有过度解释的嫌疑。从逻辑上说，武则天杀害的是李唐宗室，而非自己的父母；而且屠杀李唐宗室早在垂拱年已经基本完成，何必在数年之后再为此费劲寻找依据？就逻辑而言这中间还有一定距离。
从上述分析来看，武则天凭借《宝雨经》为自己女身称帝寻找到了确切的佛经依据，这一说法确可成立。而所谓《宝雨经》为武则天屠杀李唐宗室提供依据一说，仍颇可存疑。这些是已揭示出来的内容。实际上，《宝雨经》中明确跟武则天的政治宣传有关的内容，还有被前辈学者所忽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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