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地震意义与解读:弱胜强、阴胜阳,挑战君主权威的象征

地震意义与解读:弱胜强、阴胜阳,挑战君主权威的象征

【摘要】:就地震而言,普遍认为它反映了弱胜强、阴胜阳,象征对君主权威的挑战。佛教将各种震动视为佛陀和转轮王的祥瑞,这为武周政权化解地震带来的政治压力提供了替代性理论。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文史》2009年第4辑,第31—46页。

八、余 论

作为外来的宗教体系,佛教对中国本土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佛教也带来了新的王权理论、因果观念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新解释,也因此给中古中国的政治宣传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佛教对传统阴阳灾异学说的补充和挑战。中古时代的政治理念和修辞渗透着浓厚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色彩,地震火灾、山川变易等自然灾害,在阴阳灾异思想的影响下,往往被解释成对现实政治的反映,是上天的示警。就地震而言,普遍认为它反映了弱胜强、阴胜阳,象征对君主权威的挑战。所以往往地震的发生,会给君主统治带来极大的政治压力。武则天时代,由于地震的发生,正好和当时武则天以女身为帝的政治现状相符,所以给武则天的政治敌人带来了攻击她的借口。然而,虽然在中国传统阴阳灾异思想中无法得到理论支持,新传入的佛教却为武则天提供了解释地震的新学说。佛教将各种震动视为佛陀和转轮王的祥瑞,这为武周政权化解地震带来的政治压力提供了替代性理论。而且,在武则天支持下重译的八十卷《华严经》在法藏第一次宣讲时,正好发生地震,和《华严经》对地震的描述正好契合,更加证实了地震作为武则天上台祥瑞的“事实”。这可以视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本土思想发生的又一次对抗与融合。

同样的信仰与信仰的冲突,也见于证圣元年武则天的明堂大火。火灾往往被认为是上天示警,是以下凌上的表现,预示着对君主权威的挑战,进而引申为革命之事。而且从董仲舒开始就非常流行的火灾是“极阴生阳”的观念,对武则天以女身称帝也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明堂大火之后,武则天集团运用灾异祥瑞化的处理方式,将其描述为周朝火德体现;而且又避免将其描述为“天火为灾”,而强调是“人火为火”,淡化天人感应理论对武则天符命的质疑;除此之外,还有大臣利用弥勒下生信仰将大火描述为弥勒成佛的必经程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化解明堂大火带来的巨大震动,武则天开始部分地放弃弥勒下生信仰,转而向本土主义倾斜,回归中华传统。

【注释】

[1]关于阴阳灾异说的研究,参看武田时昌《京房の灾异思想》,中村璋八编《纬学研究论丛——安居香山博士追悼》,东京:平河出版社,1993年,第66—84页;陈侃理《谶纬与灾异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8—390页;又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70—85页。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39—45页。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此认为阴阳灾异学说是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则甚为不妥。

[2]相关研究甚夥,参看陈美林《周唐政权的更迭与儒道释兴衰》,《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38—43页。

[3]塚本善隆《魏晋佛教の展开》,收入氏著《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年,第1—56页。

[4]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展开》,京都:法藏馆,1971年。

[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汉魏六朝时代における图谶と佛教——特に僧传を中心として》,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撰《纬书の基础的研究》,东京:图书刊行会,1976年,第258—278页。

[6]佛教传入华夏初期,为了迎合本土的心理需求和理解习惯,难免要借助本地人习知的信仰方式、观念体系、话语符码来译介和传递有关佛典、佛学、佛教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思想及政治谶言信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拥有广泛深厚的基础,故而佛教僧人热衷于通纬、作谶,其思维、撰译处处可见谶纬话语、意象、观念的渗透;而汉末以来蕴含大量谶纬内涵的本土经典的出现与流行,也有助于佛典的本土化与普及化。参看吕宗力《谶纬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9—122页。严耀中《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第30—37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谶言与佛教》,载《史林》2002年第4期,第12—17页;《试说〈隋书·五行志〉中的佛教史料》,《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第243—256页。佛教对中国相术的影响,参看王晶波《论佛教占相内容对敦煌写本相书的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92—99页。

[7](南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大正藏》第55册,第96页中。

[8](南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七《僧含传》,《大正藏》第50册,第370页中。

[9](姚秦)鸠摩罗什译《龙树菩萨传》,《大正藏》第50册,第184页上。

[10]参看殷光明《北凉石塔上的易经八卦与七佛一弥勒造像》,《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81—88页;《北凉石塔述论》,《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87—107页。

[11](南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一三《法愿传》,第417页上。

[12](南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第383页下。

[13](南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一三,第96页下。

[14]相关研究参看藤堂恭俊《无量寿经论注の研究》,京都:佛教文化研究所,1958年,第40页。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超达传》,《大正藏》第50册,第644页中。

[16]比如,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第686—747页。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4—72页;《〈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第47—59页。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文史》2009年第4辑,第31—46页。

[17]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第35—39页。

[18]同上文,第37页。

[19]王汝雕《唐贞观晋州地震考》,《山西地震》1991年第2期,第38—41页。关于唐代地震尤其是对震灾的救济的简单梳理,参看么振华《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存恤》,《唐都学刊》2008年第6期,第14—19页;又参看张寿祺《唐代的地震与劳动人民向大自然的斗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72—76页。

[20]敦煌文书中有两个《大云经疏》,分别是S.2658和S.6502,见黄永武《敦煌宝藏》第22册,第45—54页;第47册,第498—506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21]以上诸条,参看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第37—28页。

[22]《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6页。

[23]《旧唐书》卷一八三《武三思传》,第4730页。

[24]《旧唐书》卷二五《礼仪五》“太庙”条,第951页。

[25]《旧唐书》卷三〇《音乐三》“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十二首,第1102页。

[2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27]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307页。

[28]《晋书》卷一一〇《慕容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32页。

[29]杨权认为,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武帝太初改制时实行的土德制,应当到西汉末的某个时期已为火德制所取代。参看杨权《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0—43页。

[30]《汉书》卷二五《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70—1271页。

[31]《晋书》卷一四《地理上》,第405页。

[32]裴寂《劝进疏》,《全唐文》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1329—1330页。

[33]《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1页。

[34]《宋书》卷六《礼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页。

[35]《梁书》卷三四《张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95页。

[36]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813页。

[37]同上书,第832页。

[38]冯锐、李先登、田凯、武玉霞《张衡地动仪的发明、失传与历史继承》,《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第88—98页。张衡一向被塑造成反对迷信的科学家形象,实际上他反对图谶,但是并不反对占术,更不反对天文星占,反而是此中高手,乃至在他以此知强势干预政治过分之后遭到政治上的打击。关于张衡所在东汉的灾害社会史研究,参看王文涛《东汉洛阳灾害记载的社会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1—70页。

[39]参看孙小淳《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3卷第3期(2004年),第218—231页。孙小淳认为,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

[40]《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山崩”条,第1350页;又可参看《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上》,第4883页。

[41]《汉书》卷七五《京房传》,第3161页。

[42]《大正藏》第10册,第1页上。

[43]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1—62页。

[4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5),第310页。

[45](唐)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第50册,第281页下。

[46]新译《华严经》卷一六及《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卷一等列举“动、起、涌、震、吼、击(摇)”等六相为六种地动。

[4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732页中。

[48](唐)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第284页上。

[49](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2页下。

[50]法护译《佛说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卷一二,《大正藏》第13册,第504页下。

[51](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1册,第412页上。相关记载还可参看(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四〇,《大正藏》第53册,第604页中。

[52]《大唐西域记》卷九,《大正藏》第51册,第922页中。

[53](唐)清凉山大华严寺沙门澄观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大正藏》第35册,第517页下。

[54](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三一《昔与魔竞品第三十四》,《大正藏》第3册,第796页中—下。

[55]佛教如《长阿含经》提到地动有八因缘,实际上总结一下依然不脱本文所谓两种因缘。

[56](陈)西印度三藏真谛译《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一《地动品第一》,《大正藏》第32册,第173页上—中。

[57](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51页。

[58]《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51页。又唐王昌龄《相和歌辞·放歌行》诗云:“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彭定求《全唐诗》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43页。

[59]《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2页。

[60]比如何平立《武周“革唐之命”与封禅礼》,《学术界》(双月刊)总第109期,2004年6月,第159页。杨鸿勋《自我作古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第70—78页;邵治国《武则天明堂政治和明堂大火考》,《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第14—20页。邵认为,龙在封建社会历来是皇帝和男权的象征,现在却围绕在凤凰的周围,以凤凰为中心,而凤凰自然象征着武则天本人,这表明女权的武周压倒了男权的李唐;并且,至少在心理上,武则天已经完成了对男权的逾越。其实中古时期,在大多数知识语境中,凤凰并非是雌性、阴性的象征,有时候反而是阳性的象征,比如汉代“赤凤”是火德的重要符号,反而曹魏的青龙,是跟水德联系在一起,带有阴性的意涵。(www.chuimin.cn)

[6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

[6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01页。

[6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1008页。

[64]《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3—864页。

[65]同上书,第864页。

[66]同上。

[67]关于唐代火灾的研究,参看靳亚娟《帝都的毁灭——唐代长安火灾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李德新《唐代火灾及防治措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第44—47页;陆法同、张秉伦《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火灾与消防的初步研究》,《火灾科学》1995年第1期,第57—62页;仲崇玲《解读唐律中的消防法规》,《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0—72页。

[68]《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320页。

[69]《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第884—886页。

[70](唐)萨守真《天地瑞祥志》第十六“五行·火”条,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写本。笔者参与高校古委会委托项目“《天地瑞祥志》的整理与研究”,相关录文既来自自己,也得到项目组其他成员的贡献,谨致谢意。也有学者认为此书是新罗人所撰,参看赵益、金程宇《〈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23—132页。不论何人所撰,撰书的时代及其反映的思想认识是毫无疑问的,这部修撰于公元666年的祥瑞之书,反映了当时被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以及当时普遍流行的知识。

[71]同上。

[72]麟德年号只存在两年,所谓麟德三年系改元滞后造成的痕迹。

[73]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八《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4页上。

[74]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75]张《朝野佥载》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页。

[76]《汉书》卷九《元帝本纪》,第283页。

[77]《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第224页。

[78]《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305页。

[79]关于荧惑类星占与政治之关系,参看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20—132页。

[80]《后汉书》志第一〇《天文上》,第3221—3235页。

[81]《隋书》卷二一《天文下》,第593页。

[82]《后汉书》志第一〇《天文上》,第3221—3235页。

[83]《汉书》卷四《文帝本纪》,第122页。

[84]《宋书》卷二三《天文一》,第683页。

[85]《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第七上》“火”条,第1327页。

[86]同上书,第1329页。

[87]《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第1386页。

[88]《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1—3175页。

[89]同上。

[90]以上两条俱出自《宋书》卷三二《五行三》,第934—936页。

[91]《隋书》卷二三《五行下》“木金水火沴土”条,第664页。

[92]《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5页。

[93]《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4页。

[94]《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323页。也请参看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9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4页。

[96]《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5页。

[97]《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174页。

[98]《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火灾”条,第1366页。

[99]《旧唐书》卷八九《姚传》,第2902—2903页。

[10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9—6450页。

[101]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七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73页。

[102]参看《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5—867页。

[103]以上诸条,均引自刘承庆的奏章,参看《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5—867页。

[10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8页。

[105]比如邵治国《武则天明堂政治和明堂大火考》,《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第14—20页。

[106]《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火灾”条,第1366页。

[107]《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44—1245页。又参看《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199页,夹注文颖曰:“越巫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厌胜之,故帝作建章宫。”

[108](宋)张师正《倦游杂录》,《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合订本《宋元笔记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109]《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61页。

[110]《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7—868页。

[111]《旧唐书》卷一三七《赵涓传》,第3760页。另见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七二《帝王部·求旧》,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918页;卷五一三《宪官部·公忠》,第5828页;卷六一九《刑法部·案鞫》,第7153页。

[11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略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7页。

[113]《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7页。

[114]同上书。

[115]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1页。

[116]《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4页。

[11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4页。

[118]Riccardo Fracasso,“The Nine Tripods of Empress Wu”,in Antonino Forte ed.,Tang China and Beyond,Kyoto: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1988,pp.85 96.

[119]“白象”除了与佛教有关,还带有强烈的祥瑞色彩,比如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政教得于四方,则白象至。”熊氏《瑞应图》曰:“神灵滋液百珍宝,用白象。”参看(唐)刘赓辑《稽瑞》,《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0]《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7—868页。

[121]《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6页。

[12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天册万岁元年,第6499—6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