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大火：阴阳灾异说与佛教理论的再次碰撞

四、明堂大火:阴阳灾异说与佛教理论的再次交锋

明堂是儒家政治理念提倡的重要的礼仪建筑。蔡邕《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气，统万物也。”^[57]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堂是祭祀所在。但是也有儒家学者认为明堂应该是布政之所，比如贞观十七年五月，颜师古在请求修建明堂的奏书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58]。但是武则天的明堂，既是祭祀之所，又是布政之宫。然而，在明堂大火发生之后，维护武则天的大臣，比如宰相姚却强调明堂只是布政之宫，不是祭祀之所，“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因为祭祀神灵所在发生火灾往往被赋予更多的天人感应色彩。但是要求武则天反躬自省的大臣，比如刘承庆，则强调“明堂宗祀之所”。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有详论，此处不赘。

武则天明堂于垂拱四年(688)建成，《旧唐书》记其形制云:

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樘、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59]

武则天的明堂，是极具政治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武则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证据。比如这一明堂中的“”置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60]。但是实际上这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符号。“”只象征大周兴起的祥瑞，《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61]纬书《河图括地象》也记云:“岐山，在昆仑山南，东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时人亦谓岐山为凤凰堆。”^[62]武则天御制御书《升仙太子碑》说得更为明白:“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63]

必须指出的是，武则天的明堂并不符合传统儒家经典的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融入了大量的佛教理念，比如转轮王的信仰等。即便是在儒教思想的内部，武则天的明堂也有其特殊之处。比如，传统认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但是武则天觉得距离宫城太远，于是把明堂修建在城内原乾元殿旧址。武则天在诏书中专门解释了为什么明堂要建在城内，以图消除大家对“俯迩宫掖，恐黩灵祇”的担心: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苹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64]

从永昌元年(689)到长寿三年(694)，每年春正月武则天都要亲享明堂。“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飨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65]天授元年正月乙酉，冬至，武则天“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66]。可以说，明堂成了武则天最重要的政治空间，不但重要的祭祀都在明堂举行，而且还在这里处理政事，主持三教论争。而且其诏书明确说“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可见明堂地位之重要。

证圣元年(695)没有记载武则天亲祀明堂，而一年一度的大酺宴会照常进行，但就在这年正月各种活动结束之后的十六日夜明堂发生火灾^[67]。武则天除了修建明堂，还在明堂后面不远处修建天堂，安置佛像，高达百余尺，可惜这一佛教建筑在施工中发生火灾，连明堂也一起点燃，酿成重大的灾害，也使武周政权陷入严重的舆论和政治困境，也因而使得整个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取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谓是唐前期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情节。

火作为五行之一，与传统阴阳灾异思想紧密相联，这也是唐代及其以前古人看待火灾的主要思想和知识来源。因此现代以上的火灾，也被分为“火”(人为)和“灾”(天灾)两种，并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后者，代表天意，往往被视为上天对君主的警诫。如果检索正史五行志，就可发现，“灾”要比“火”多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下节详细讨论。本节我们从阴阳灾异说的内在逻辑剖析，为何火灾会给武则天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乃至动摇了武则天以佛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针。

目前所见对火灾政治含义系统表达的文献是《汉书·五行志》。《五行志》的陈述博杂董仲舒、刘向、刘歆、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人不同说法，其立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的五行五纪庶徵，将火灾归属五行之“火”。其基本原则是火灾的发生与政治秩序以及后宫秩序密切相关，所谓“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68]。将火灾的起因归结于君主不遵天道而行，是一个基本逻辑，比如《新唐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君不思道，天火燔其宫室。”^[69]从这个逻辑出发，火灾的发生，则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未来灾祸的预兆。唐初萨(或为薛)守真所撰《天地瑞祥志》代表了当时对火灾的基本看法，它关于火的讨论中说道:

《高僧惠力传》曰，晋孝武大元廿一年七月，天火燔寺。帝曰，此国不祥之相也。萨守真注曰:“守以为九月帝崩也。”^[70]

显然，萨守真认为，晋孝武帝时发生的这场火灾，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后来孝武帝的驾崩，正是这一不祥火灾预兆的内容。萨守真又论道:

后《魏书》曰，出帝永熙三年，永宁寺九层灾时，人皆曰佛国飞入东海，则魏衰，大齐更兴也。梁大同十二年四月中，同秦寺灾后三年，武帝崩。唐武德七年七月中，禅定寺灾，后三年，泰(秦)王立事。^[71]

在这段记载中，萨守真为我们补充了新的信息，这些信息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的记载，比如长安禅定寺于武德七年发生火灾。总体来说，他认为永熙三年(534)洛阳永宁寺的大火，预示着北魏的衰落和北齐的兴起；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同秦寺的大火，预兆着梁武帝在三年以后的驾崩。最后一个例子，萨守真列举了一个本朝的例子:武德七年(624)七月中，长安禅定寺发生大火，三年以后，也就是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皇位。原文所谓“泰王”，当为“秦王”，从年号和时代，以及禅定寺的佐证，都可证明萨守真讨论的是玄武门之变。值得注意的是，玄武门之变的时间是公元626年，而萨守真撰成《天地瑞祥志》的时间，则是麟德三年(666)^[72]。此时在位的正是秦王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也是奉令而行，此书是政治资助下的产物。萨守真显然对发生在唐都长安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把公元624年的禅定寺火灾解释成秦王李世民公元626年发动政变上台的征兆。这也正符合《天地瑞祥志》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宗旨，这样的表述，将李世民的上台解释为上天的意志，所谓王者兴则先降贞祥。通过这样的表述，萨守真将李世民的上台合法化，进而也就论证了当时君主——唐高宗的统治正当性。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显然是灾异祥瑞化的处理方式，火灾虽是灾异，但是它是革命的符征，是对旧有统治秩序的否定，对一个政治集团是灾异，对其敌人却是祥瑞。这也再次说明，祥瑞与灾异在政治现实中，其区别仅存于一线之间，取决于政治力量如何解释和阐发。

禅定寺是长安非常重要的寺院。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建立，位于朱雀门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的永阳坊。这是一个皇家大寺，是隋文帝为其独孤皇后所建，被称为“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宇文恺在此寺建有高达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的木制佛塔。而且寺内还奉祀有佛牙舍利，长三寸，沙门法献从乌踵国取回。很多高僧，比如隋代的昙迁就居住在这里^[73]。一般认为，禅定寺武德元年唐朝建立之后改名庄严寺^[74]，不过《天地瑞祥志》在记载武德七年火灾时，依然称其为禅定寺。实际上一直到了武则天和玄宗时期，这个佛寺仍然常常被叫做禅定寺，比如张就记载，长安的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围以阑之”^[7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火灾是对君主不利的征兆。尤其是发生在皇宫、王宫、陵寝等地点的火灾，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也是为什么文献记载的火灾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于京城，而对乡村邑落少有提及。在天人感应和谶纬体系中，火灾都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发生在宫闱陵寝地点的火灾因其特殊意义而被人更多地留意。在火灾发生之后，心怀警惕的君主往往要作出修德禳灾的动作，比如素服、避正殿、告祠帝陵、下罪己诏、赦天下、放宫女回家、诏群臣上封事提意见，等等。比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汉元帝下诏云:“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无以相振，加以烦扰虖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76]此类记载非常丰富，直到唐代，因火灾而采取应对举措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玄宗天宝九载(750)因为久旱、西岳庙灾而停封西岳^[77]。

在阴阳五行的知识逻辑中，火灾不是单独存在的，它跟星象、卦象、风动、梦境都有密切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体系。比如班固《汉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这一年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78]。这种一事、一占、一验的叙述方式，正体现了班固及其同时代人的普遍认识。荧惑也就是火星，被认为是火精，往往跟火灾连在一起^[79]。比如占星家巫咸也认为:“荧惑守参，多火灾。”^[80]《隋书·天文志》云:(www.chuimin.cn)

梁武帝天监元年八月壬寅，荧惑守南斗。占曰:“籴贵，五谷不成，大旱，多火灾，吴、越有忧，宰相死。”^[81]

除了荧惑之外，其他星象也跟火灾有关，比如巫咸曰:“水见翼，多火灾。”石氏曰:“为旱。”“辰守奎，多水火灾，亦为旱。”^[82]彗星，因为多与革命有关，所以自然也跟火灾联系在一起。《汉书》文颖注云:“大法，孛、彗星多为除旧布新，火灾，长星多为兵革事。”^[83]月占中也有预测火灾的内容，比如《宋书·天文志》记载:月犯楗闭，则预示着“天子崩，又为火灾”^[84]。

对武则天来说，火灾造成的政治破坏，更加直接的来自于火灾成因的阴阳解释说。在这种解释中，火灾虽是阳，但却是由极阴而导致——这就直接挑战了武则天以女身称帝的政治合法性。对这种理论阐发最清楚的可谓董仲舒:

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85]

在董仲舒看来，之所以陈国发生火灾，原因在于陈国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阴毒到了极致，反而产生阳火。《汉书·五行志》记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恤国政，与周室同行。阳失节则火灾出，是以同日灾也”^[86]。

董仲舒并非唯一持这一看法的人，实际上，这种观念贯穿了中古时代的始终。比如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87]汉代翼奉的奏章中说:

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财察。^[88]

翼奉是汉代著名经学家，好律历阴阳之占。他认为，外戚篡权，阴气过盛，而且未央、建章、甘泉等宫各自有数百名女子(才人)得不到宠幸，应该减损这些“阴气”，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这也是为什么君主在火灾之后释放宫女回家的一个思想背景。凑巧的是，第二年夏四月乙未，果然发生了火灾，“孝武园白鹤馆灾”，翼奉认为这正是自己所预测的那样，于是又上疏云:

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89]

“极阴生阳”导致火灾，往往被解释为对君主权力的挑战，比如臣下欺凌君上，则是阴胜阳，阴胜阳就会导致火灾。比如沈约(441—513年)的《宋书·五行志》解释火灾云: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火，死者三千余人。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以为己邑。都督力屈，婴城自守，贼遂攻逼襄阳。此下陵上，阳失节，火灾出也。

《宋书》又还举例说明这一理论云: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时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内外臣下，咸怀怨毒。极阴生阳，故有火灾。与董仲舒说《春秋》陈火同事也。^[90]

根据沈约的解释，臣下挑战君主权威，则属于极阴生阳，阳失节，这样的话，火灾就会发生。魏徵的《隋书》延续了这一解释:

东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燃。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阳精也。地者，阴主也。地燃，越阴之道，行阳之政，臣下擅恣，终以自害。”时后齐神武作宰，而侯景专擅河南。后二岁，神武果崩，景遂作乱，而自取败亡之应。^[91]

武则天既是外戚，又是女身，代表的是阴气，而她篡夺李唐皇位，在忠于李唐的人们眼中，属于以下犯上、以阴欺阳，极阴而生阳。不难揣测，无论是总体的阴阳灾异思想，还是细节到“极阴生阳”的具体观点，都对武则天不利。明堂大火给武则天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