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武周时期地震与帝出乎震:灾异祥瑞化

武周时期地震与帝出乎震:灾异祥瑞化

【摘要】:所谓高宗时期的11次地震,有8次发生在649年8月到653年1月。其次,武则天时期的地震频率,也并不高于其他时期。武则天摄政期间,垂拱三年、四年发生地震,长安、洛阳都有震感。第二场地震发生在两京附近,对帝国首都居民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在传统阴阳灾异学说中,地震就是灾异。

二、地震与“帝出乎震”——所谓武周时期“灾异祥瑞化”

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思想体系中,祥瑞和灾异是上天对世间君主天命考察的评判。利用祥瑞和灾异进行政治操作,是中古政治的一大特色。以武则天为例,不论是她自己,还是反对她的人,都借助祥瑞灾异学说进行舆论造势。学界已经注意到武则天在利用佛教做政治宣传的同时,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谶纬祥瑞学说,即便是被学者们拿来作为主要证据论证武则天佛教意识形态的《大云经疏》,也充斥着祥瑞之说、谶纬之言[16]。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灾异祥瑞化”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把传统观念认为是灾异的自然现象解释为祥瑞,这其中也包括地震[17]。他们认为,地震是阴盛阳衰的表现,为了宣扬自己上台的合法性,武则天刻意操弄了地震数量,使自己执政时期地震频繁,彰显阴盛阳衰的天命。根据他们的统计,两《唐书》地震次数最多的是高宗时期,高宗和武后在位55年,在唐前期139年中,地震次数占据54%。尤其是高宗仪凤二年(677)和永淳元年(682)的地震,恰好处于武则天称天后(674年)和高宗病逝(683年),显然与武后权势增长有直接关系。而洛阳垂拱年间的三次地震,是“武则天刻意制造的结果”[18]

不过必须指出,这样的分析,不但数据有误导的嫌疑,而且逻辑也不符合当时的知识和信仰传统。首先,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地震频率,并不比其他时期更高。所谓高宗时期的11次地震,有8次发生在649年8月到653年1月。其实这是一场发生在今天山西的剧烈地震,强震之后屡次发生余震。有地震专家对这次发生在晋州的地震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当时的地震烈度可达9度,震级可达7级。主震发生之后,当地还发生了若干次余震,余震持续两年多,而最后一次可能属晚期强余震。而且推断,当时的震中是在今天的临汾[19]。这所谓8次地震,跟武则天上台没有关系,当时武则天尚未出现在政治舞台,高宗也是刚刚即位。除去这8场地震,高宗时期的地震频率甚至远远低于唐前期的其他时期。

其次,武则天时期的地震频率,也并不高于其他时期。武则天摄政期间,垂拱三年、四年发生地震,长安、洛阳都有震感。而另外三次地震,则发生在江南区域和四川。其频率甚至远远低于取代她当皇帝的中宗。如果我们相信官方记载的地震,才具有强烈的政治暗示的话,那么唐前期的地震分布,可以列表如下:

从上表也可看出,地震数量集中的时段是两个,一个是649年8月—653年1月,当时是晋州大震;另一个是687—688年,长安、洛阳都有震感,震中或就在两京附近。可以说,地震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里面不存在可以操弄作伪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古时代地震也不可能被制造出来。不像瑞石、瑞鸟或其他瑞祥,地震是剧烈的自然运动,万千臣民都能感受到,而且地震具有强烈的突发性,统治者不可能提前预知,而只能被动应对。第一场大地震,发生在太宗去世、高宗即位的同一年,地点又在晋州(是高宗——也就是之前的晋王的本封之地),所以给高宗造成了很大困扰和尴尬。第二场地震发生在两京附近,对帝国首都居民有巨大的心理影响。

在传统阴阳灾异学说中,地震就是灾异。武则天如果在旧有的理论里面解释,把地震对应自己的上台,无疑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是篡权者。这在政治宣传上无疑是自杀行为。之所以有学者们认为武则天主动把地震宣扬为自己的祥瑞,所依据的不过是《大云经疏》引用的“证明因缘谶”。“证明因缘谶”云:“谨按《易》云:帝出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20]根据这条“关键”史料,这些学者推断:“显然,武则天明确地将地震作为其称帝、定都、更改国号的祥瑞,是天地与人事的感应。”甚至认为,30多年前的晋州地震,也是武则天用来“预示李唐皇室不稳固,以及女皇将于洛阳兴起的预兆”,更引宋人《新唐书》倒放电影式的论述作为佐证[21]

其实,“帝出乎震”跟地震没有任何关系。把“帝出乎震”解释为地震的学者,对中古术数世界缺少基本的认识,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句卦辞,还以为是“皇帝出自地震”的文言表达。如果抽掉这条关键“史料”,则武则天可以操弄地震预示自己上台的论点就难以成立。

“帝出乎震”是中古政治修辞的典型用语,反映的正是五德终始、天人感应的思想。它经常出现在中古时期的朝议、奏章、诏书等官方文字中。而且,常常和“承乾”连在一起使用,登基做皇帝被称为“出震承乾”,比如太宗时,李义府献《承华箴》给太宗,其辞云:“邃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阐,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22]武则天下台,唐中宗复辟之后答侍中敬晖等请削武氏诸王王爵表云:“洎乎出震应期,画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历,播百谷之兴农。”[23]开元初,太常卿姜皎与礼官上表要求更改太庙武则天“天后圣帝武氏”称号,云:

夫七庙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庙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孙,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于斯矣。但皇后祔庙,配食高宗,位号旧章,无宜称帝。今山陵日近,升祔非遥,请申陈告之仪,因除“圣帝”之字,直题云“则天皇后武氏”。[24]

可见“承乾”、“出震”是当时非常非常典型的政治修辞用语,其特别强调君主的统治符合天命,为正朔所在。正因为其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出震”、“承乾”也频繁出现在国家祭祀天地、享太庙乐章的歌辞中。比如武则天御撰《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云:

出震位,开平秩。扇条风,乘甲乙。龙德盛,鸟星出。荐珪篚,陈诚实。[25]

那么“出震承乾”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和知识背景呢?其实这与《易经》及纬书有关。《易·说卦》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26]

对这段话进行政治阐释较为清楚的是郑玄,《易坤灵图》云:

经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郑玄注云:起,由犹理。乾为天,震为长子,天生长子,圣人立为天子,天下之人各得所,天所获无妄也。[27](www.chuimin.cn)

所谓“承(乘)乾”,就是承天,也就是接受天的符命,所以十六国时期,慕容俊诘问冉闵的使臣冉闵凭什么当皇帝,使臣答之以冉闵之功德,认为冉闵“恭承乾命,有何不可”[28]。帝为万物主宰,它由震卦象的东方升起,以喻万物之生发。到了汉代,“帝出乎震”跟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般认为,以五德终始为基础的帝王世系,在西汉经历了一次重新构建,《汉书》多处记载都将其主要归结于刘向父子[29],比如《汉书·郊祀志下》云: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30]

因为《周易·说卦传》说“帝出乎震”,震为木,所以在五德终始系统中第一个帝应该是木德,为伏羲氏,所以《晋书·地理志》总论部分说“燧人钻火,庖牺出震”[31]

从方位上说,震为东方,乾为西北,所以李渊造反时,其重要谋臣裴寂上《劝进疏》,其中谈到:

窃以陛下承家开国,积德累功,世济拟于高阳,缵绪盛于周武。载诞烛神光之异,仪形表玉胜之奇。白雀呈祥,丹书授历。名合天渊,姓符桃李,君尧之国,靡不则天,星纪云周,奉时图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脱。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32]

裴寂描述李渊的崛起,用了“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的叙述方式,其思想内涵,正是以方位契合“承乾出震”的精神。西北为乾,而李渊起兵西北,而来自于东,所以符合“承乾出震”的描述。这是一种典型的解谶的手法,其曲意附和非常明显。不过,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武则天运用“帝出乎震”的逻辑是一样的。《大云经疏》引用的“证明因缘谶”云:“谨按《易》云:帝出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因为洛阳相对旧都长安,位于东方,所以武则天宣扬“帝出乎震”,“王在神都(洛阳),即是水东”。

李渊和武则天并不是唯一把自己崛起的地方用“帝出乎震”来解释的统治者。可以说,在神文思想弥漫的中古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尤其是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方政权往往秉持“帝出乎震”的说法,为自己身处边地却能承天立极提供理论解释。南北对立时期,南朝往往用“紫盖黄旗”和“帝出乎震”来说明自己的符命。三国时期,吴黄武四年(225),孙权派郎中令陈化出使魏国,陈化和魏文帝有一段关于谁将统一天下的争辩:

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曰:“《易》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33]

陈化论证孙权之符命,就抬出了《周易》的“帝出乎震”的理论和广为流传的“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曹丕反驳他,说周文王是以西伯侯得到天下。陈化却反驳说,虽然文王兴起于西方,但他的祖先太伯是出自东方。所以孙权在即皇帝位的诏书中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历数在躬,不得不受。”[34]

南朝梁张缵的《南征赋》歌颂南朝之符命云:

追晋氏之启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于茂草,沾两京于朝露。故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归命之衔璧,爰献玺于武王;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35]

张缵明确提出“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把天命和“震”方也就是东方联系在一起,进而说明金陵为王气所在。其实这与《大云经疏》把“帝出乎震”和洛阳联系在一起并无太大的区别,都是强调天命在东,或在金陵,或在洛阳。区别在于,南朝强调金陵为震方所在,否定的是北朝首都(也包括洛阳)的合法性;而武则天强调洛阳为震方所在,是对旧的李唐王朝及其根据地长安合法性的否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想我们基本上否定了《大云经疏》以地震宣扬武则天统治合法性的观点。从逻辑上说,在一个理论体系内部否定其观点,不但难以服人,而且政治风险极大。除非在这个理论体系内部,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