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与羽孽：中古政治研究成果

四、余论:祥瑞还是羽孽？

儒家太平瑞应说将政治得失与自然界的祥瑞、灾异结合在一起。“凡帝王将兴，天先见祥下民。”^[83]“盖帝者之兴，未有不休征先兆以表眷命之符者也。”^[84]说的是祥瑞；相反的，如果政治不能顺天而应民，则会天降灾异进行示警。唐人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将此类现象分为“祥瑞”和“灾异”两部，正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祥瑞和灾异作为政治得失的“征兆”，政治现实为祥瑞和灾异的“应验”，而“征”、“应”之间，又可互换，全赖政治精英的解释^[85]。

在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中，灾异与祥瑞之区别仅在一线之间，往往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鸡祸”一直被理解为灾异，但是当武则天上天之时，“鸡祸”屡屡被制造出来，却是当作祥瑞使用，暗示武则天的上台。张《朝野佥载》云:“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86]有的学者以“灾异祥瑞化”来解释灾异与祥瑞可以互换，实则未了解事实真相^[87]。从凤凰或五色大鸟例子可知，同样的自然现象，于敌人即为妖，于己方则为瑞。后世修史，根据已经发生过的政治结果，推断当时所谓的“凤凰”之瑞，到底是妖还是瑞，到底是“五色大鸟”还是“凤凰”，这在官修史书中屡见不鲜。

祥瑞灾异说在宋代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以凤凰为号召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少。正如刘浦江所论，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了^[88]。这是唐宋思想转型的重要层面。司马光《资治通鉴》不书符瑞，所以也基本不采纳“五色大鸟”之说。郑樵认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所以在《通志》中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马端临《文献通考》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认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在谈到凤凰时，马端临指出，“妖祥之说固未易言”，治世则凤凰现，然而汉代桓、灵之际，国运衰落，凤凰也屡次出现^[89]。宋人罗顾《尔雅翼》对“五色大鸟”的论述，颇能代表宋人对“五色大鸟”的看法:

《乐协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鹔鹴，汗(旱)役之感也；发明，丧之感；焦明，水之感；幽昌，旱之感。且其称四凤，首背翼膺腹文皆合五常，岂应为孽？盖汉儒既夸大其辞，推凤为希世之瑞，夸而无验，极而必反，则又推之以为孽。大抵日新其说，竞为可喜，以动人之耳目。故既凤，而又孽之；虽孽之矣，则又不废身文义仁知礼信之说，反复无所据，皆不足取也。^[90]

在罗顾看来，凤凰为稀世之瑞，是汉儒的夸大之辞，由于在现实政治中不能应验，就又发明了羽孽之说，正如笔者所论，祥瑞与妖异只在一线之间，是瑞是妖，往往取决于政治现实的需要。

【注释】

[1]《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237—2238页。《新唐书》卷八五《窦建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99页)记载略同。

[2]就笔者所见，仅松浦史子《似凤四凶鸟之来历——以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天地瑞祥志〉引〈乐斗图〉为端绪》(《兴大中文学报》27(增刊)，2010年12月，第331—359页)进行过一些基础的探讨，后收入氏著《魏晋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经〉の受容とそ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第231—256页。

[3]《天地瑞祥志》卷一八《禽总载》，尊经阁文库本。笔者是古委会项目“《天地瑞祥志》校注并研究”的参与者之一。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译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也有录文，第561页。

[4](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76页。对《乐纬·叶图征》的研究比较缺乏，甚至有学者将其读成《叶图微》，参看王步贵《论纬书〈乐图微〉的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4期，第20—23页。

[5]《续汉书》志第一四《五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300—3301页。

[6]黄帝及天老视凤凰为昭示仁义及治致太平的象征性瑞应，相关讨论参看葛志毅《天老与黄老考释》，《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第42—48页。

[7]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1—262页。

[8]比如巫成星占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原理，就体现在《开元占经》所引的条文中，参看李勇《〈开元占经〉中的巫咸占辞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3期，1994年，第215—221页。

[9]以上诸条均出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543—544页。

[10]同上书，第568页。

[11]同上书，第559页。

[12]同上书，第568页。

[13]同上书，第565页。

[14]《隋书》卷三二《经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940页。

[15]《纬书集成》，第51页。

[16]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38页。

[17]《隋书》卷三二《经籍一》，第926—927页。

[18]萧统著，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

[19]对《乐录图》的简单研究，参看朱旭强《〈乐录图〉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第210—212页。不过作者对其思想意义、源流背景毫无揭示，只是做了文献学的简单梳理。

[20]郭沫若《卜辞通纂》卷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2页。

[21]《宋书》卷二八《符瑞中》，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92—793页。

[22]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大正藏》第54册，第331页下。

[23]相关论述如:“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之长；甲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毛虫之精曰麒麟，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倮虫之精曰圣人。”并引《左传》曰:“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参看隋萧吉《五行大义》第24《论禽虫》，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版，1988年，第70册，第312—335页。

[24]关于《乙巳占》的研究，参看关增建《李淳风及其〈乙巳占〉的科学贡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21—131页；刘乐贤《敦煌卷子与〈乙巳占〉对读一例》，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6—270页。

[25]杜佑《通典》卷一六二《兵典·推人事破灾异》。

[26]《隋书》卷三四《经籍志》，第1030页。

[27]《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第2043页。西夏皇帝元昊尊号中有“风帝”、“风角”或“风角城皇帝”，《夏圣根赞歌》有“风角圣王神癨军，骑在马上奋力以此开国土”的词句，风角为古代占候之法，以五音占候而定吉凶。参看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28]《北史》卷八九《艺术上·耿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951页)云:“耿询字敦信，丹杨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动合符契。世积知而奏之，文帝配询为官奴，给太史局……以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谋欲去之，为化及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29]《宋书》卷二九《符瑞下》，第866页。关于“王者土地开辟”的其他祥瑞，还有“金牛”的出现，所谓“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开辟，则金牛至。”参看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九《帝王部》引《孙氏瑞应图》，第203页。

[30]《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3页。

[31]即隋代仁寿宫、太宗时的九成宫，隋文帝及唐初三帝都屡次行幸，与隋代及唐初政治起伏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政治事件，包括隋炀与太宗的夺嫡事件，都与之相关，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涵。

[32]《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第157—158页。

[33]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34]七月发生“小鸟孕大”，八月“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拂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参《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3页。

[35]《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第4075页。

[36]相关讨论，参看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325—378页。

[37]《新唐书》卷三四《五行一》“羽虫之孽”条，第891页。

[38]《汉书》卷二七《五行志》颜师古注，第1416—1417页。又《汉书》卷九七《孝成许皇后传》，第3979页。

[39](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376页。

[40]《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第379页。

[41]《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62页。

[42]同上书，第1368页。(www.chuimin.cn)

[43]《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36页。

[44]《太平御览》卷一一《天部十一》，第54页。

[45]《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16页。

[46]《新唐书》卷三四《五行一》，第891—892页。

[47]萧登福据《首罗比丘经》“方平记大鸟，当来东南翔”句，揣测可能与董昌造反时所利用的罗平鸟信仰有关。董昌895年即伪位，国号大越罗平。萧由此推测借罗平鸟以造反的事迹，恐不始于唐代董昌，可能在南北朝时已经存在。参看萧登福《月光明王出世信仰及敦煌写卷〈首罗比丘经〉借明王以聚众抗胡的思想研究》，《敦煌学》第27辑，2008年，第352—353页。这种推测恐不正确，鸟情占传统源远流长，并非与罗平鸟这一地方传统相关。董昌或与《转天图经》描述的内容有关。《转天图经》是唐末五代之际出现的一部宣扬末劫来临、天下大乱、明王出世、改朝换代的经谶。自宋以后，历朝均宣布其为左道乱世之“妖书”，下令禁断。其逻辑和《首罗比丘经》极为类似。有关《转天图经》的研究，参看喻松青《〈转天图经〉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67—79页。

[48]“天统三年九月，万春鸟集仙都苑。京房《易飞候》曰:‘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周师入邺之应也。”参《隋书》卷二三《五行下》“羽虫之孽”条，第647页。

[49]《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第2716页。

[50]《晋书》卷二八《五行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63—864页。

[51]《汉书》卷八《宣帝本纪》，第257页。

[52]《续汉书》志第十四《五行二》，第3300—3301页。

[53]《宋书》卷二八《符瑞中》，第792—795页。

[54]松浦史子《似凤四凶鸟之来历——以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天地瑞祥志〉引〈乐斗图〉为端绪》，第331—359页。如笔者所论，《乐斗图》，实际上就是《乐叶图征》。

[55]《宋书》卷二八《符瑞中》，第792—793页。

[56](唐)徐坚《初学记》卷三〇《鸟部》，第723页。

[57]《北齐书》卷四五《樊逊传》，第610页。

[58]《晋书》卷一〇〇《张昌传》，第2613页。

[59]干宝《搜神记》卷七“牛能言”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点校本，第145—146页。

[60]《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575页上栏。

[61]方诗铭《“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史林》1996年第3期，第4—5页。

[62]关于汉祚复兴与谶纬、道教、弥勒信仰等各个知识系统的演变关系，参看孙英刚《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第56—68页。

[63]《北史》卷八九《艺术上·刘灵助传》，第2928页。

[64]《晋书》卷二八《五行中》，第863页。

[65]相关的讨论参看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第31—51页。

[66]《旧唐书》卷五六《萧铣传》，第2264页。

[67]《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96页。

[68]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69]同上书。

[70]王溥《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618页。

[71]李世民《禁奏祥瑞诏》，《全唐文》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57页。

[72]《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第102页。

[73]东都乾元殿麟德二年(665)三月建成，当时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为此写下了构制宏博的《乾元殿颂》，并诣阙上呈。这篇文字描绘新殿雄伟壮观的景象，并且将其与李唐皇家庆瑞、王化德泽联系在一起。到了687年，也就是乾元殿建成才二十余年后就被武则天拆除。

[74]《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2页。

[75]《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2页。

[76]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1页；第16册，2001年，第329页。

[77]相关论述，参看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325—378页；李玉珉《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70—71页。

[78]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94页。

[79]如P.4660《河西节度使故左马步都押衙阴文通邈真赞》云:“门承都护，阀阅晖联”；P.3720《敕授河西应管内都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云:“安西都护之贵派矣。”参看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4、261页。

[80]高德祥《敦煌壁画的〈鸟歌万岁乐〉》，《中国音乐》1991年第1期，第28—30页。

[81]《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10页。

[82](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六一引《拾遗记》。

[83](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1694页。

[84]《册府元龟》卷二一《帝王部·征应》。

[85]游自勇以《五行志》为中心，说明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古代史家有意无意间会采取“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来对征应进行解说，参看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征”与“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0—16页。

[86]张《朝野佥载》卷四，第99页。《新唐书》卷三四《五行一》(第880页):“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鸡化为雄……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鸡化为雄。八月，松州雌鸡化为雄。”

[87]刘永海《略论武则天称帝与祥瑞》，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9—31页。《大云经疏》引“证明因缘谶”云:“谨按《易》云:帝出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作者以此推断，地震对武则天也是祥瑞。而《易经》所谓“帝出乎震”之“震”乃八卦之一，而非地震，所谓帝王“出震承乾”，作者所论大谬。

[88]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89]郑樵《通志·灾祥略序》。游自勇认为，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参看游自勇《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6页。实际上，随着人文主义的道学兴起，谶纬、祥瑞之说逐渐退出了主流的政治论述，逐渐被边缘化了。

[90]罗顾《尔雅翼》引《说文》“五色大鸟”条，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