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五色大鸟与中古政治研究

三、政治起伏中的“五色大鸟”

汉代政治中，“五色大鸟”、“凤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宣帝时，曾因五色鸟飞过而下诏禁止弹射飞鸟:“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51]东汉桓、灵之际，凤凰象征太平之瑞、“五色大鸟”为羽孽的观念已臻成熟，并频繁出现在政治论争之中。比如: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济阴己氏。时以为凤皇。此时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时也。

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于新城，众鸟随之，时以为凤皇。时灵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门专权，羽孽之时也。众鸟之性，见非常班驳，好聚观之，至于小爵希见枭者，虣见犹聚。^[52]

自汉代至南朝宋，凤凰或五色大鸟频繁出现在记载中，沈约《宋书》记载最详，几乎记录了历次凤凰或者五色大鸟事件。比如“汉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皇立，以万数”，又如“晋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凤皇将九子见郧乡之丰城。十二月甲子，又见丰城，众鸟随从”^[53]。松浦史子认为，《宋书》对五色大鸟的灾异观念表现淡薄，原来在《后汉书》中被视为“凶兆”的“近似凤凰五色大鸟”，在《宋书》中已经被作为“瑞祥”采录于同书“符瑞志”的“凤凰”项目之中。^[54]这种观点恐不正确。其实“五色大鸟”是羽孽的观念，自东汉到唐代都是一而贯之的，从《后汉书》到《旧唐书》，并无差别。与沈约近乎同时代的萧子显，对五色大鸟是羽孽的认识非常清楚。检沈约《宋书》相关记载，也看不出沈约将五色大鸟非凤凰者当作祥瑞。比如《宋书》云:“汉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新城，群鸟随之。民皆谓之凤皇。”又如:“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鸟二集秣陵民王园中李树上，大如孔雀，头足小高，毛羽鲜明，文采五色，声音谐从，众鸟如山鸡者随之，如行三十步顷，东南飞去。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皇里。”^[55]以《宋书》记汉灵帝光和四年事为例，沈约称其为“五色大鸟”，又记云“民皆谓之凤凰”，显然沈约只是转述当时的情形，并非他个人的观点。

“凤凰”之瑞，最初似与汉朝刘氏的符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扩展为各个政权广泛使用的祥瑞。《孔演图》曰:“凤，火精。”^[56]汉代以火德自居。又《北齐书·樊逊传》记樊逊给皇帝的上表云:

自我太岳之后，克广洪业，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华日月，爰自纳麓，乃格文祖，仪天地以设官，象星辰而布职。汉家神凤，惭用纪年；魏氏青龙，羞将改号。^[57]

显然樊逊着重将凤凰与汉朝连在一起，青龙与曹魏连在一起。晋大安中的张昌起义，宣扬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晋书·张昌传》云:

山都县吏丘沈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昌兄味为车骑将军，弟放广武将军，各领兵。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又言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其有不应其募者，族诛。^[58]

张昌推沈易为主，改其名为“刘尼”，称汉朝之后，并制造凤凰之瑞，建元“神凤”，服色依汉旧制，似将凤凰与汉朝符命连在一起。又东晋干宝《搜神记》记云:

晋大安中……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头，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59]

据此推断，“凤凰”、“火德”、“汉祚”是连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张昌政治宣传的基调，那就是以为凤凰来翔，宣扬汉祚复兴。又匈奴刘渊登基，也是宣扬继承汉祚，也是运用凤凰之瑞。《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云:

永凤元年秋七月，凤凰集于蒲子，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上尊号。十月，〔刘渊〕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凤〕。^[60]

方诗铭认为，以凤凰为“天帝使者”，是原始道教信奉的教义，刘渊是原始道教领袖，所以“凤凰”之瑞，“这完全出于原始道教的信仰，并非一般的将凤凰看作祥瑞”^[61]。这一观点大有启发之处，但将“凤凰”与道教连在一起，

似乎不妥。笔者以为，“凤凰”作为太平之瑞，最初似与汉朝符命联系更为密切，但是稍晚即被各个政权借用^[62]。它与其他的祥瑞一样，依然主要在五德终始、天人感应的儒家理论体系——特别是纬学内——进行解释。之所以能够起到“百姓波荡，从乱如归”的效果，主要是弥漫在社会中的谶纬思想在起作用，而谶纬的基础，虽然有宗教的涉入，但是主体依然是由儒家学说做根基的。

北魏末年的刘灵助起兵，依然以凤凰之瑞作为主要的政治宣传内容。《北史·刘灵助传》所记甚详:

及尔朱荣死，庄帝幽崩。灵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谓方术堪能动众，又以尔朱有诛灭之兆，遂自号燕王、大行台，为庄帝举义兵。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鸟村。”遂刻毡为人象，书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法，人多信之。^[63]

此处的“大鸟”，即为“五色大鸟”，刘灵助当以之为凤凰，但是《北史》称其为“大鸟”，显示李延寿并不认为刘灵助有招致凤凰的德业。这与《旧唐书》称窦建德的凤凰为“大鸟”的道理显然一样。在刘灵助的例子中，虽然有道术的涉入，但是其论述主体依旧不脱谶纬系统。

三国时期吴国几次改元，都与凤凰之瑞有关。《晋书·五行中》记云:

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吴人以为凤皇。明年，改元为五凤。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司马彪云:“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孙皓建衡三年，西苑言凤皇集，以之改元，义同于亮。^[64]

《晋书》认为，孙亮时代出现的五次凤凰来翔，只不过是“五色大鸟”，“五色大鸟”不但不是祥瑞，而且是羽虫之孽。之后的孙皓也因西苑飞来凤凰而改元“凤凰”。孙吴时代频繁利用祥瑞来制造自己上符天命的印象，是跟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有关。^[65]孙亮改元“五凤”(254—256)，似是对汉宣帝时改元“五凤”(前57—前54)的模仿，到了隋末战争中，窦建德也因有“五大鸟”降临他的统治中心乐寿而改元“五凤”(618—621)。

隋末战争中，群雄多有借用凤凰之瑞宣传符命者。除了文首笔者所述窦建德之外，南方的萧铣也以“异鸟之瑞”，建元“凤鸣”。《旧唐书·萧铣传》云:

铣于是筑坛于城南，燔燎告天，自称梁王。以有异鸟之瑞，建元为凤鸣。义宁二年(618)，僭称皇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66]

与记载窦建德称帝一样，《旧唐书》并不将萧铣所凭借的鸟瑞称作“凤凰”，而称之为“异鸟”，其实就是与“凤凰”之瑞相对的“五色大鸟”羽孽。(www.chuimin.cn)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也因“凤凰”之瑞，在洛阳建造仪鸾殿，《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三月条记载甚详: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僚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赐物百段，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67]

炀帝以凤凰来翔而造仪鸾殿，百僚称贺，隆重其事，无非是进行政治操作，宣扬自己在风雨飘摇之中依然是天命所归。但是这一宣示显然没有得到其他政治集团的认可，比如李渊集团就斥其为非，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太原起兵之初李建成、李世民攻取西河，抓获高德儒云:

德儒，即隋之见鸾人也。大郎、二郎等数之曰:“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义兵今奖王室，理无不杀赵高之辈。”仍命斩焉。^[68]

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将高德儒见到的鸾凤称作“野鸟”，从根本上否定了隋炀帝宣扬的符命。但是李氏集团并非是排除祥瑞之说，实际上其对祥瑞的运用，丝毫不逊色于炀帝，就在斩杀高德儒后不久，就有“僧俗姓李氏，获白雀而献之。至日末时，又有白雀来止帝牙前树上，左右复捕获焉”^[69]。足见李渊集团对于鸟情也十分重视。

唐代祥瑞的呈报，对鸟瑞给予充分的重视，王溥《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引《仪制令》云: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70]

李世民曾下诏禁奏祥瑞，但是实际上对于麟、凤、龟、龙大瑞并不禁止，其诏书云:

自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仪感德，百灵效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膺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符瑞，惭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为可请。自今已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应奏者，惟显在物色目及出见处，更不得苟陈虚饰，徒事浮词。^[71]

唐前期“凤凰”作为祥瑞上报后，依然对政治影响颇大，比如高宗上元三年，“以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改上元三年曰仪凤元年，大赦”^[72]。武则天更是将凤凰作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广泛用于政治修辞，比如改中书门下为凤阁鸾台，又比如在明堂之上饰以铁凤:

垂拱三年(687)春，毁东都之乾元殿^[73]，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樘、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74]

明堂之上的“”，往往被解释为一凤压九龙，代表武则天的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其实“”乃象征大周兴起的神鸟，《国语·周语》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云:“姬宗之在水浒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75]因为武则天建立的是大周政权，模仿的是历史上的周朝，所以才有将“”安置在明堂之上的做法。正如陈子昂《大周受命颂·神凤章》歌颂的那样:“天命神凤，降祚我周。”

武则天的此类政治宣传，甚至及于帝国边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五色鸟”条的记载，正是这种政治氛围的产物:

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691)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觜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道〕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76]

“武兴川”这一地名不见于其他文献，可能是临时虚构的，其意无非是武氏当兴。代乐鸟、平康乡、武孝通、阴嗣鉴，这一切显然绝非巧合，“阴者母道，鉴者明也”，这是赤裸裸的曲意附会之辞，更是表明目的就是为了赞颂女主临朝，武周革命^[77]。

唐代敦煌文献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阴嗣监”，应该就是P.2005《唐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阴嗣鉴”。正是为了佐证武则天上台的符命，阴嗣监才将“监”改为“鉴”，取“明”之意。或者其本名“鉴”，到武则天倒台之后修撰的《敦煌名族志》将“鉴”改为“监”，无论如何，这都是政治性的操弄^[78]。因为为武则天上台提供舆论工具，阴嗣监或者阴嗣鉴后竟被拔擢为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成为唐代敦煌大族阴氏地位崛起的重要原因^[79]。但是在他为武则天上天制造符瑞时才不过是“百姓阴嗣鉴”。实际上不惟阴嗣鉴，我们从《名族志》的记载可知，阴祖与阴稠两家是在武周时期发迹的。阴祖与本家僧人灵隐建莫高窟北大像，就是为武则天当皇帝歌功颂德的。据《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武周初年敦煌所谓的五色鸟、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等“四祥瑞”中，“五色鸟”是阴稠之孙阴嗣鉴“发现”的，而“白狼”则是由阴祖之子阴守忠“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白狼”条云: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哲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哲，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

“百姓”阴守忠后来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豆庐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其发迹应该归功于这只“白狼”。

凤凰因此也成了武周雅乐和燕乐的重要符号。武则天上台，禁歌颂李唐功业和受命于天的《破阵》、《庆善》、《上元》诸乐，代之以隋代的文舞、武舞。后又作《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这些乐舞都侧重于使用凤凰形象。《长寿乐》、《天授乐》俱画彩衣、凤冠。《鸟歌万岁乐》更是“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像”。敦煌壁画中“鸟舞”出现的时机，恰好也是武则天大兴《鸟歌万岁乐》之时。敦煌壁画中有“鸟舞”70多处，或许可以说明武则天在全国宣传推广《鸟歌万岁乐》的力度之大^[80]。

凤凰作为传说中的神鸟，现实中并无踪迹，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可以制造出来。刘灵助蓄养的“大鸟”，现实中必有原型，但是我们无从得知。条支巨鸟曾不断被进贡到中土，比如武德三年，“突厥贡条支巨鸟”^[81]。类似的记载在史籍中颇多，而且也似有似无地与“太平”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汉“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鹊，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鹊群翔”。条支“鹊”虽未被说成凤凰，但是被描述成类似的“异瑞”，象征着“其国太平”^[82]。正因为现实中本无凤凰，所以就给政治解释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有些情况下，甚至能做两可的解释，同样的鸟情，于己为瑞，于敌则为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