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之乐与亡国之音：《乐纬》的分析

五、太平之乐与亡国之音:《乐纬》的分析

本节似乎是画蛇添足，但是以《乐纬》为中心的音律思想体系，对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和知识都有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一定的梳理，或许对我们理解音律与政治宣传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在《乐纬》的论述体系里，音律从开始就与谶纬联系在一起，同时祥瑞和灾异作为天人感应的沟通工具也成为着力讨论的对象。《乐纬》大量谈到的祥瑞和灾异，是沟通天人感应，体现阴阳五行的途径。“凤皇之瑞”或“羽虫之孽”，是对现实政治的预兆和反映。而这些理论，并非仅仅是停留在记述上，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其作用也不可低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与信仰，只有充分理解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事件本身。

与其他纬书文献不同，《乐纬》所要解释的文本《乐经》早在汉代已经亡佚，但是《乐纬》所据必然还是当时被士人所认同的知识体系，比如《礼记·乐记》和《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106]。传为河间献王刘德修订的《乐记》是较为系统讨论乐理的著作。《白虎通》中有《礼乐》一篇，代表了汉人“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和政治理论。《白虎通》的材料多来自纬书，这也就解释了《礼乐》篇很多与《乐纬》重合^[107]。它首先应该是一部谶纬之作，然后才是音律之书^[108]。

《乐纬》篇目，《隋书·经籍志》记为三卷，但并未给出篇名。三种篇名“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一同出现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樊英传》注文中。《后汉书·樊英传》云:“樊英字季齐，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曰:“《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109]《动声仪》篇言五声律吕四气风物想感之道，歌咏鼓舞，威仪彰著，所以称“动声仪”。《稽耀嘉》篇言明三统三正三教，五行更王，稽同天行，光耀永嘉，所以称“稽耀嘉”。《叶图征》篇，“叶”又作“汁”、“协”，“徵”又作“征”。此篇多言天人相感，盖原有图，制作灵图，以为征验，所以叫“叶图征”。《稽耀嘉》大量引用《春秋繁露》、《尚书大传》等经学文献^[110]。《叶图征》则大量讨论“凤皇”祥瑞与“五色大鸟”之孽。

《乐纬》是儒学宗教化的产物，与光武帝将谶纬之学提升到正统学术有关系，它定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经过多个时期的不断增补损益，并由官方最后修订而成。《乐纬》是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在音声领域的深化。“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纬，与音律结合在一起，预测政治走势。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和政治学说^[111]。蔡仲德认为《乐纬》大量运用阴阳五行观念去附会儒家的音乐思想，从而将汉代的音乐思想引向了占验化和神秘化，是一宗牵强附会的“天人感应论”^[112]。牵强附会是用现代知识作出的判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乐纬》所宣扬的一些理论，是被广泛接受的普遍观念和一般知识，正如我们在文首提到的王令言的例子一样。《乐纬·动声仪》云:

宫唱而商和，是谓善，太平之乐。角从宫，是谓哀，衰国之乐。羽从宫，往而不反，是谓悲，亡国之乐也。音相生者和。注曰:“君臣相和，象人自怨诉，悲伤于财竭。弹羽角应，弹宫徵应，是其和乐。以此言之，相生应，即为和，不以相生应，则为乱也。”^[113]

王令言所谓的“变”，指的是变宫或变徵，因为宫(Do)与商(Re)，商与角(Mi)，徵(So)与羽(La)相去皆一律，而角与徵、羽与宫之间却相差二律，这使得乐声不和谐，在角与徵之间加一变徵，羽与宫之间加一变宫，乐声自然和谐^[114]。但是传统中国音律认为五声与五星、五行、五常相关联。七音却与圣人征意相违背。七音到宋代，依然有音乐家认为七声来源于龟兹人苏祇婆所带来的胡乐。“二变之声出于夷狄，非华音也。”“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宫声代表皇帝，皇帝自然不能两个，因此绝对不能用变宫^[115]。《安公子》曲源自西域，采用七声之法，被王令言听出有“变宫”，按照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这是政治将出现变动的征兆。魏徵修《隋书》记载王令言预测炀帝去而不返的事件，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其实《隋书》中对音律和政治关系的探讨非常频繁，这反映了魏徵时代的一种知识和认识。

唐高宗武后时代的李嗣真，以其音律知识推断政治走向知名。《旧唐书》卷一九一《李嗣真传》记载李嗣真通过章怀太子所作《宝庆曲》“哀思不和”推断章怀太子的政治命运云: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赵州长史。嗣真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弱冠明经举，补许州司功。……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居春宫，嗣真尝于太清观奏乐，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概、俨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居数日，太子废为庶人。概等以其事闻奏，高宗大奇之，征拜司礼丞，仍掌五礼仪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116]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记载的更加详细:

调露二年，皇太子使乐工于东宫新作《宝庆》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观。始平县令李嗣贞，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而皇太子废为庶人。概、俨奏其事，擢嗣真为太常丞，使掌五礼仪注。

《新唐书》卷九一《李嗣真传》则记李嗣真推断理由为“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与徵戾，父子疑也。死声多且哀，若国家无事，太子任其咎”^[117]。

李嗣真认为章怀太子李贤所作的《宝庆乐》:1)宫商不和(宫不召商)，是君臣相阻之征；2)角徵失位(角与徵戾)，是父子不协之兆；而且3)杀声既多，哀调又苦，或者叫做“死声多且哀”。这些都预兆着若国家无事，章怀太子将会遭受挫败。以前学者们都以乐通人情，《宝庆乐》反映了章怀太子苦闷哀怨的心情。事实并不如此，李嗣真所依据的理论，与王令言如出一辙。《乐纬·动声仪》云:

宫为君，君者当宽大容众，故其声弘以舒，其和情也柔，动脾也。商为臣，臣者当以发明君之号令，其声散以明，其和温以断，动肺也。角为民，民者当约俭，不奢僭差，故其声防以约，其和清以静，动肝也。徵为事，事者君子之功，既当急就之，其事当久流亡，故其声贬以疾，其和平以功，动心也。羽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声散以虚，其和断以散，动肾也。^[118]

《乐纬》还有其他条目论道:

“玄戈，宫也，以戊子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不听谏，佞臣在侧；宫和，则致凤凰，颂声作。”

“声放散则政荒:商声欹散，邪官不理；角声忧愁，为政虐民，民怨故也；徵声哀哭，事烦民劳，君淫佚；羽声倾危，则国不安。”

“商者，章也。臣章明君德，以齐上下相传，肾所用也。”^[119]

如《乐纬》所论，宫为君，商为臣，所以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相反的，若“宫唱而商和，是谓善，太平之乐”。《乐纬》对宫、商、角、徵、羽五声的论述，与《乐记》是一致的^[120]。

李嗣真精通音律，还曾通过调露初京城民谣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言，推断李唐皇室再被取代。他认为，“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121]。“侧，不正也，桡，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122]而且他对宫声非常有研究，这奠定了他以音律解释政治的知识基础:

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嗣真居崇业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车，有铎声甚厉，嗣真曰:“宫声也。”市以归，振于空地，若有应者，掘之得钟，众乐遂和。尝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风度应对，召相王府参军阎玄静图之，吏部郎中杨志诚为赞，秘书郎殷仲容书，时以为宠。^[123]

“声音之道，与政通”，即以音乐理论来解释政治现象或者预测政治走势，类似的记载还有宁王宪据西凉州所献新曲《凉州》推断安禄山之乱的发生，唐郑綮《开天传信记》记道:

西凉州习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124]

宁王推断将有“悖逼之患”的依据是该曲“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这与《乐纬》关于五音关系的论述是一致的，宫(Do)代表“君”，“商”(Re)代表臣，宫声不胜而商声加暴，是臣下僭越之征。日本所存《最凉州》或《西凉州》乐谱题解云:“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乐苑》记载为开元十八年进，俱可印证《开天传信记》的记载^[125]。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记载太乐丞裴知古在705年通过音乐推断李唐复辟:

正月，享西京太庙，太乐丞裴知古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国为唐。

根据《乐纬·动声仪》，“音相生者和”，“弹羽角应，弹宫徵应”，“相生应，即为和，不以相生应，则为乱也”。反映在音乐上，是音节相生应，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一种好的预兆。

在中古时期，音律被广泛认为是现实政治的反映。这种观点具有坚实的学术传统基础，根深蒂固。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应君、臣、民、事、物，如上文所示，又对应脾、肺、肝、心、肾五脏，同时它也对应五星。《礼斗威仪》云:“宫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宫主妇，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为七政。”宋均注曰:“声五而已，必加少商者，以君臣任重，为设副也。”“北斗七星，有五色，宫、商、角、徵、羽，各应其星。”^[126]所以《乐纬》把音律和星相联系在一起。有关星相的条目，大多都为《开元占经》所引用，比如:

“玄戈，宫也，以戊子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不听谏，佞臣在侧；宫和，则致凤凰，颂声作。”

“弁星，羽也，壬子候之。羽乱则危，其财匮，百姓枯竭为旱。”^[127]

“镇星不逆行，则凤皇至。”(www.chuimin.cn)

“宫音和调，填星如度，不逆则凤皇至。”

“角音知调，则岁星常应。太岁月建以见，则发明主为兵备。”

“发明，金精乌也。金既克木，又兵象也。”

“征音和调，则荧惑日行四十二分度之一，伏五月得其度，不及明从晦者，则动应制，致焦明，至则有雨，备，以乐之和。”

“五音和，则五星如度。”

“圣王作律历，不正则荧惑出入地常，占为大凶。”^[128]

《开元占经》以星相变化为现实政治的征兆，同时又与音律相和，比如音律上“五音和”，星相上则“五星如度”；音律上“宫音和调”，星相上“填星如度，不逆”，祥瑞则反映为“凤皇至”。祥瑞毕至，则又是太平之应。古人相信，“制礼作乐”是致“太平”的必备程序，“礼崩乐坏”则是乱世的重要特征。所以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牲，获福于皇天者也”。而圣人作乐的方法，则是“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129]。纬书是《开元占经》的重要资料来源，比如其卷七七也引《礼纬·稽命徵》说明制礼作乐与星相的关系:“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130]

《乐纬·动声仪》云:“宫唱而商和，是谓善，太平之乐。角从宫，是谓哀，衰国之乐。羽从宫，往而不反，是谓悲，亡国之乐也。”^[131]《乐纬》又云:“声放散则政荒:商声欹散，邪官不理；角声忧愁，为政虐民，民怨故也；徵声哀哭，事烦民劳，君淫佚；羽声倾危，则国不安。”^[132]这段论述与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对应君、臣、民、事、物是一致的。音律不和，则相应地出现问题，比如商为臣，则“商声欹散，邪官不理”；角为民，则“角声忧愁，为政虐民”；徵为事，所以“徵声哀哭，事烦民劳”；羽为物，所以“羽声倾危，则国不安”，根据《乐记》，羽乱则财匮，则国不安也。《开元占经》关于音律的论述，与《乐纬》、《乐记》的内在逻辑完全符合，比如“羽乱则危，其财匮，百姓枯竭为旱”这一条，其根据即羽为物，所以羽乱则危，物资缺乏。

与太平之乐，五音和谐相对应，则有“亡国之音”等。《旧唐书》卷二八《音乐一》记太宗论乐事云:

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33]

这是一段很有名的史料，多用来说明太宗和魏徵的唯物主义思想。杜淹将陈亡归结于《玉树后庭花》^[134]，北齐灭亡归结于《伴侣曲》，并且提出，这两首曲子曲调哀伤，“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魏徵附和太宗，提出“乐在人和，不在音调”。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魏徵在《隋书》中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一个魏徵。《隋书》解释南陈的灭亡，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35]

又论隋炀帝之亡云:

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136]

《隋书》批评隋炀帝“不解音律”，所作新声，“掩抑摧藏，哀音断绝”，暗示其为“亡国之音”。其实隋炀帝对音乐还是比较重视的，并非“不解音律”^[137]。甚至魏徵自己已经辩驳过的陈朝的灭亡，《隋书》这样评论:

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骊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138]

所谓“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与《隋书》对隋炀帝音乐的评价，如出一辙。

“亡国之音”往往是被用作政治预测，是亡国的一个原因和征兆，而不是亡国之后的音乐才被称为“亡国之音”。“亡国之音”有没有什么内在的理论依据呢？或者仅仅是笼统的、并无具体解释的概括？魏收《魏书》卷一九〇《乐志五》论道:

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着，所识者深也。^[139]

《晋书》卷一六《律历上》也云:

荀勖造新钟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140]

《魏书》和《晋书》都提到“亡国之音哀以思”。晋朝阮咸所谓的“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与《乐纬》所谓“羽从宫，往而不反，是谓悲”，在乐理上是一致的。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记载神龙二年中宗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事:

〔神龙二年〕九月，敕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乐师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淫声者，若郑卫；过声者，失哀乐之节；凶声者，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慢声者，惰慢不恭之声也。

这道圣旨基本上是从音乐角度进行管理的，它给出了“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的范围，指出“凶声者，亡国之音”。隋代李纲给太子杨勇上书:

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141]

《乐府诗集》引编撰于晚唐五代的《乐苑》云:“《舞媚娘》、《大舞媚娘》，并羽调曲也。《唐书》曰:‘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几，立武氏为皇后。'按陈后主已有此歌，则永徽所歌，盖旧曲云。”^[142]这首曲子被李纲视为“淫声”，唐高宗时期又被视为武则天上台的预兆。

北齐灭亡被《北齐书》和《北史》归结到幼主被中官奶媪以“丽色淫声”教坏^[143]。开皇八年三月戊寅，隋文帝下诏讨伐陈朝，给陈叔宝安的一个罪名就是沉迷于“淫声”^[144]。陈朝灭亡之后，隋文帝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又设亡陈女乐，谓公卿等曰:

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145]

武平一因为胡乐的流传，批评道:“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146]古人所谓“亡国之音”，也并非感性地表达而已，实际上它有非常具体的表述，有特定指向的音乐类型，也有内在的理论依据。